更新时间:2019-04-05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镜头讨论：手持、追焦与真实性

先是读到导演电影生涯的被审查史，里面提到本片涉及到城中村强拆；再是昨晚好几个朋友没出影院就发票圈自报，说全程看这种手持机器拍出的影像，看到晕吐。这两件事我都感兴趣，我的田野工作涉及拆迁，也拍相关的民族志影片，而且常常琢磨手持摄影，于是今天中午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家门口小影厅看了。头开场30分钟还边看边做笔记，很快发现城中村拆迁在本片中完全不重要，全片的手持式影像追求的也不是纪录性的真实，而是为虚构制造真切。于是收起笔记边觉得自己很傻逼边看完了片子——片子很好看，4星给片子本身，追加1星至满分给王杰。
笔记主要关于片中的镜头运用，因为是出于业余人类学影像拍摄者而不是专业电影爱好者的视野，所以十分幼稚，权当记录在本片里得到的一点启发。
1、手持带来真实性吗？
本片基本上算是全程“手持”或至少全程都有“手持感”的，尤其从观者的体验性角度来看。但如从拍摄者角度来看，那么实际上可以细分为几种不同的技术：
（1）第一种是“真·手持”，其呈现出来的镜头结果和普通人横持手机拍摄的结果非常类似。比如：片中当姜紫成打电话让林慧开车把拿走资料的阿云追回时，有一个追拍林慧慌忙走向车子、匆忙进车和开车的单镜头；这个镜头的拍摄过程很明显（甚至那一刻有点出戏），一开始摄影师手持机器、背靠驾驶座的车门迎面拍摄向车走来的林慧，随着林慧迫近车门，摄影师一边“大致捕捉”对象及其动作（比如捕捉林慧开门的举动，画面中心从林慧的脸快速晃到她开门的臂；说是“大致”，是因我觉得这里摄影师没打算多想或者琢磨，就是捕到就行了），一边自己迅速钻进车子，先坐到驾驶座，再挪到副驾驶，以便追拍林慧开门、钻进车、坐下开车的这个序列。
再比如：在KTV包房里阿云劝唐奕杰签字而唐奕杰反过来讥讽她时，唐奕杰近挨阿云右侧坐，摄影师近则挨阿云左侧坐，画面焦点落在唐脸上，阿云的侧脸则虚焦；这个镜头的画面构成及两个人脸在画框中的比例，都体现出作为第三个人在场的摄影师实际上离他们如此之近，而不是躲在更远的地方拉焦放大拍特写。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两例，是因为在这两个镜头的拍摄时刻里，摄影师的“位置”和“有限的拍摄机会”都和我们在人类学纪录片拍摄时很像，一言以蔽之就是：在那个节点上你有点“没得选”；你唯一能选的是认清你此刻一定要捕到（或者说一定不能错失）什么。在第一个例子里就是不能错失林慧大致上的连续动作，而无法或完全不在意调焦的问题（因为时间短动作快所以难调，同时因为就是要拍出时间动作快的“样子”所以不必调）；在第二个例子里就是你往往只有有限的机会选择自己坐在哪里拍，而不能恣意地、太过干扰性地插到这两个人中间、或将镜头贴到他脸上、或将机器举到一个在那个场景下不合适的、对某些人产生冒犯的角度去拍——当然本片里这个镜头肯定是导演或拍摄者刻意为之，我的意思是这个镜头背后的摄影者的“坐姿”恰好和我们在拍纪录片时的处境很像。这是一种不刻意远离，但又“最多只能近到挨着你坐”的状态。
注：“不刻意远离”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我是属于反对做“墙上的苍蝇”的直接电影的那一派，所以并不打算让身为拍摄者的自己“消失”，承认自己的在场；另一方面，出于各种因缘际会（购机经费、设备便携度、我的手劲大小等...），我是手机拍摄者，且为了不让自己太过突兀而从不加收声设备，所以我不能离被拍摄对象太远，远了就听不见对话了，更务实一点讲就是剪辑时没法听声做字幕。
再注：对于“真·手持”类的镜头内部还值得再区分到底是“手握机器”，还是“身握”（斯坦尼康）。后者似乎常固定在摄影师胸前，所以呈现出特定的镜头高度；相比之下手握的镜头高度是另一种。本片中我只注意手握，没有注意到斯坦尼康式的镜头。
（2）第二种是“伪·手持”，这不是说完全没有手持拍摄，而是指片中大量出现的在虚构式影片常见平稳镜头基础上所做的“手控式”晃动的处理。也就是说，这些镜头本质上和大多数影片的语言一样，只是出于对某种情境感觉的追求而做处理。
比如本片开头的“水面雾气中的对岸城市景象”，镜头始终面对着这一景象、机器本身向右平移。这肯定不是“真·手持”了，因为人无法这样平滑右移地走路，而且移滑是匀速的、镜头高度始终不变，这也是单用手或肩无法完成的。但是，这个镜头在保持了这种“非身体性”的同时，始终以能被观者察觉的程度微微抖动。从镜头结果上来看是非常特别的，但就像我在这里区分的那样，这个镜头的拍摄过程是“实际上借助了滑动工具但故意制造晃动感”。我想象了一下，它还不太像我们坐在列车里拍窗外但难免手抖的那种结果，而是有点类似诸如某人扎马步站在一辆板车上架机拍摄，有人缓缓拉动板车前行但镜头不得不随板车微微震动而颤动。
再如三个非常显眼的快速滑动的长镜：一个也是在片头，是一个俯拍高速公路的蜿蜒的镜头，其实俯拍本身已经无可避免地带有非身体性，但摄影师“霸道”地快速旋转镜头好几次，似乎想让镜头的“方向”时刻追逐公路“蜿蜒”的走向。另一个是强拆开始时几个持棍的村民穿梭过握手楼间、翻过瓦砾与废墟的镜头，这几个人移动非常快，而镜头始终在他们右前方的固定方向投射目光（因此绝不是“身体性的”，如果一个人快跑着跟拍，镜头会随着他的跑动而上下抖动），所以这个镜头一定使用了摇臂或者是在摄影车上追拍的，但呈现结果却是强烈晃动的（这个镜头当然不为本片特有，因为各国各时期的黑帮片都创作这种镜头）。再一个镜头是篮球场上几个人打球（下一镜是正在里面打球的杨家栋接到让他去强拆现场的电话的特写），这个镜头的语言方式和上一个类同，也是在打球者一侧的固定方向借助滑动器拍摄，但又同时制造强烈的晃动性。这三个镜头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为了猎捕行动之物的“快速”（后两个镜头）或对静止之物的动态地“看”（第一个镜头）而故意呈现虚焦，它们明明借助了主要提供“注视性”（即平稳的视线）的工具，又同时想摇晃它。我的一个可能更出溜的想法是，不仅这种“注视性”工具是特别不“身体”的，而且这种虚焦的结果是和“旁观者的注视”背离的。事实上，当我们追逐这些场景时（公路的蜿蜒、穿行的村民、跑动的打球者）往往是聚焦的。
非常有趣，这种“伪·手持”的第三类例子是和上面这种虚焦完全相反的“特意聚焦”。也就是当摄影机以手持方式、在中近景的距离上跟随行动中的某人的同时，又用不同的景深使某人被聚焦、使周身其他事物被虚焦，也就是我在标题里说的，一面“手持”、一面“追焦”。我的判断是，这种追焦的晃动带来的恰恰不是真实性，而是虚构性（fictional），这种情况下镜头的抖动越真实（因为摄影师手握或身握），演员就越不真实——这不是任何批评，而可能正是这些镜头成功的地方，也即成功地为“虚构”制造了“真切”。
注：类似的“真切的虚构”显然有更精彩的范例（如《鲸鱼马戏团》）。
关注到这第三类例子，是因为这种中近景距离跟随行动的状态也是纪录片拍摄时的真实处境。非常简单，例如你跟拍某人去别人家收水费，你只能、也最好就跟在他身后，而不是把机器怼在他脸上或者身侧，如果多体会几次类似情境的话，可能就会有个感觉，就是这种情境下这个人是不会被“聚焦”的，被聚焦的是“他在这里朝那儿走”；而从手机拍摄者的技术特点来说，你也很难一边跟随一边始终聚焦，否则你就得不停地用手指在屏幕上点焦，因此从结果上说，拍到的实际上是一段没有景深的背影跟拍。
注：上文提到的“滑动工具”也包括可用于手机的手持稳定器，因为手持稳定器的技术已经不仅是防抖、而是其目标就是要达成拍摄者彷如在轨道上拍摄一样，尤其是其镜头移动的稳定技术和自动跟焦、追焦的设定。我自己在拍摄时也用手持稳定器，失败多于成功：因为常常拍出来的镜头太平稳、平滑、匀速，配上BGM就是个MV，对人类学影像来说这并不必要。
2、影片作者对基层政治的理解或想象如何？
以下是随记了：
（1）唐奕杰在强拆冲突的现场拿着大喇叭喊道：历史要发展，城市要发展，城中村一定要拆了重建，只有这样大家才能过上美好生活。他还说：大家要对这件事理解，还要有觉悟。这个地方让我很喜欢影片作者对2012年这个时点上中国土地拆迁冲突中某些关键标签的捕捉，因为唐奕杰这段话是真实的拷贝，不停地出现在那个时期地方官员的话语中。这个演员在这里的表演我也特别欣赏，尤其是对台词的处理，不是标签性的冷酷无情狼心狗肺或虚情假意，而是又很虚伪又很心虚又很气急败坏。
（2）片子里一些我觉得不那么可能的基层政治景象：
a.强拆现场挖掘机会首先拉断电线杆吗？以我观察的经验并不是。
b.为了调解如此规模的冲突，“主任”会只带一个助理、二人穿梭在似乎完全不以他们为中心的防暴警察队伍和迷彩服（“城管”）人群中间吗？以我观察的经验，无论是2012年以前还是以后，强拆现场的强拆方都是共同集结的，在没有完全控制局面的情况下，“主任”不可能只身出面，更不可能爬到高台喊话。
c.唐奕杰说他是本村人，并表态拆迁第一个拆他家，但是村民哄闹并有人说不认识他。我不知道这里影片作者只是在堆积一些“拆迁的话语景象”，还是有他意，不很理解。
d.强拆及调解现场，“主任”被记者群体围攻了。也许这是广东的特例？总之当时的东部和西南地区已不可能出现这种媒体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