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0-07-09

雪莉:每一个女孩都可能是‘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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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丢掉了传统传记电影的配方，《雪莉》把更多的创作焦点从剧情抽离到影像风格与声效设计上。这不是一部单属于杰克逊·雪莉的传记电影，而是一部关于雪莉和她的小说的电影——从影片对于杰克逊笔下女主的虚写以及影片局部抽象化的表现方式去看——‘宝拉’似乎可以指代一部分的女性群体，而将这个女性群体的情感连接起来的是特属于女性的种种焦虑，可以说这一层母题不仅在内容层面把影片从传记的框架中解放了出来，也和影片颇具实验性的导演风格相糅合，达成了匹配。
正文：
——一部实验性传记片
首先需要承认的是，片名《雪莉》以及类型上的传记属性或多或少会在观众的观影潜意识中先入为主地架设了框架，对观众切入视角的选择产生一定的干扰，包括我在内。但很快，随着罗斯和弗雷德这对夫妇来到本宁顿，导演Decker凭借一个短暂的闪回带着观众回到了火车上一个似真似假的场景中。
乍看像是罗斯和弗雷德一时激情过后的一个镜头，却能够从弗雷德的不在场以及两面罗斯的镜像中捕捉到一点导演的暗示——这更像是对于罗斯面对陌生的小镇环境和杰克逊·雪莉的不知所措、又有些惶恐的心境刻画——导演Decker在影片伊始就开始着力奠定这样一种神秘、诡异的风格基调，而之后影片多次在现实维度与角色心理世界之间的跳转切接，也很好地印证了导演尝试跳脱出常规框架的创作意图。
除去这些在现实环境和角色想象世界之间的剪接对于人物心理的表现，影像和声效的设计也是整体风格中被赋予了绝对重要性且体现得十分直观的一个环节——全片的镜头都刻意地回避了各个场景的全景交代，而频繁地使用浅焦镜头给予人物特写或是聚焦于场景中的某些局部环境。
视觉上，观众不能够清晰地把握这栋宅子的分布以及雪莉时常活动的空间，每一次雪莉不经意的突然出现或是瘫倒在某个房间角落都加重了她乖张又诡怪的性格色彩；观众无从知晓学校的整体氛围以及海曼教授和弗雷德的工作细节，只能看到校园一角中撩人的女学生、听到聒噪的电话铃声，每一次两对夫妻之间的对话都似乎在描述和加剧这两段关系的不稳定性。
听觉上，导演对宅子中木板的嘎吱声等具体的声音细节进行了一定程度夸张化并且对个别声效做了特殊处理，辅助整体氛围营造的同时其实是在将雪莉、罗斯等人的内心世界外化给观众，具体地传递关于角色焦虑、不安或是痛苦的种种情绪。
导演此次在本片中大胆而又颇具实验性的创作风格在视听上直观地为影片营造了特别的氛围，值得一提——这层氛围在影片多次插入了雪莉所创作的小说片段的旁白后，与雪莉正在创作的惊悚小说的背景在风格上也不谋而合，让观众产生了仿佛在体验雪莉笔下的小说情境的观感，可以说是形式层面的互文——
宝拉迫切地想要告诉她的朋友，她的每一个想法。
而她这么做之后，她自己将不复存在，因为她不会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话语。
之后，她便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但囿于影片不同于传统的类型框架，风格的奠定和氛围的营造最终没有落脚剧情，而是落到了雪莉和罗斯两个主要女性角色的刻画上，所以如果以常规的、类型的眼光审视影片，不免会觉得很多描绘心理的穿插片段跳跃并且抽象，剧情上也留白得过多、缺乏完整性。
这相当于是对观众进入影片设置了前提——必须要抓住关于罗斯和雪莉两人的一切动作与情绪的细节，而一旦我们能够通过视听的元素成功走进这两个女性的内心世界，我们会发现她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些女性群体都会面对的焦虑和困境，而这一母题不仅是雪莉创作这篇关于‘失踪女孩宝拉’的小说的灵感来源；更是雪莉能够逐渐接受、理解罗斯、并和她互相产生情感的缘由。
某种意义上，是女性特有的焦虑和困境让‘雪莉、罗斯、小说中的宝拉和她所指代的一个女性群体’产生了情感链接，用杰克逊·雪莉自己的话说：
我描写的是神经质以及恐惧，如果把我所有写的书联结起来，那会是一部关于‘焦虑’的文献纪录”
——关于影片的女性焦虑雪莉和罗斯各自经历了一个‘生育周期’
对于罗斯而言，她的焦虑来自不平等的话语权和生育，她试图通过阅读和学习缩小她与弗雷德之间隐藏着的话语权的差距并试图证明弗雷德为自己做出的选择是明智的，罗斯觊觎雪莉身上因为在写作领域的才华而和海曼之间所享有的平等身份，但现实却是在海曼向她和弗雷德提出了请求后，她成了那个需要为保障丈夫工作而做出牺牲的人，家务、保持性吸引力、待产成了她的日常课题。
这一层面的焦虑虽然说对于上世纪60年代背景下的女性来说应该是普遍的、而且对于观众也容易察觉，但影片巧妙地通过罗斯向弗雷德隐瞒怀孕的消息、通过罗斯帮助雪莉调查以及砸了一地鸡蛋去缓解内心焦虑的这几处细节，克制却精准地把这层压抑传递给观众，而没有戏剧化地把罗斯在表面塑造得情绪化或是歇斯底里。
如果说罗斯和弗雷德受教育程度不同的问题有时代背景的因素在其中的话，导演又借助雪莉知识分子的身份回避了这一诱因的同时在直白地向观众阐释：即便你作为女性知识分子在家庭内和丈夫享有共同话语权时，你仍会受到来自外部社会环境的审视——而审视的标准可能是这个环境中大家对于‘正常女性’的刻板印象；也可能是环境中多数人的舆论评价所形成的对个体在观念/道德上的绑架。
所以如果粗略地观察雪莉暴露于表面的怪僻、乖张，很容易将这些全部归咎于创作焦虑或是和海曼教授的情感矛盾，但细究下去，根本却是周遭环境对于‘正常化’女性的审视以及对待雪莉的‘排异’态度——当你作为一个得体、正常的女性，你似乎就应该融入城镇的群体；你似乎应该知道祛除酒渍要轻拍而不能擦拭；你似乎就应该保持住身材维持作为女性的性吸引力...
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失踪女孩宝拉的小说就似乎并不局限于作为雪莉的个人创作而存在，它更像是雪莉在孕育的一个小孩，雪莉似乎和罗斯一样在经历一段各自的‘生育周期’，而在这个周期之中她们有着共通的焦虑和创伤，她们不仅要接受男性角色（各自的丈夫）在这个过程中的责任缺失，更要承受男性角色对于她们在情感上的背叛。
一步一步，雪莉与罗斯之间互相产生了理解，伴随着两人的共处，各自作为对方‘生育周期’的另一半，这种理解逐渐演变为一种共生的情愫，于是有了荧幕上雪莉和罗斯之间暧昧的接触以及悬崖边上的一幕——
原本站在崖边的两人，在一个想象中的‘罗斯’的特写镜头之后切到了雪莉独自一人抱着婴儿站在悬崖上，两人的伤痛和经历的共享以及理解让此刻的她们似乎是作为同一个女性个体，在向她们的性别身份和遭遇提出质问。
——每一个女孩都可能是‘宝拉’
影片颇具新意的地方不止前文提到的在视听上和杰克逊·雪莉的小说风格互为映照，另一个抓人的地方在于引言中提到的对于雪莉笔下的小说女主‘宝拉’的虚写，这个虚写不仅是在文本上进行了留白，同时在镜头中观众也能看到对她形象的模糊化处理。
这不仅在影片的行进中为雪莉在创作时将罗斯的形象和情感投射到‘宝拉’身上提供了契机，还在意义层面达到了生发，即雪莉在面对海曼向‘失踪女孩’这个小说题材提出质疑时，雪莉果决地回应他说：

外面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女孩，遍布全国的学校到处都是，她们孤身一人，无法让世界注意到她们。别跟我说我不了解”
雪莉了解她笔下的‘宝拉’，因为她和罗斯的焦虑、痛苦、处境能够完完整整地投射到‘宝拉’身上，‘宝拉’可以是任何一个女孩，她们面对是对于这样一个女性群体而言共通的问题。
影片虽然有年代背景，但是对于女性焦虑的书写和女性处境的表达却没有局限在时代背景中，关于生育、关于对待女性的刻板印象、社会环境对女性的舆论评价和道德束缚等，种种问题无一不在现代社会中继续滋生着，只不过刻板的印象标签和道德舆论的标准可能变成了另外一种，但不变的是这些问题似乎仍是单属于女性特有的‘课题’。
就像李沧东在《燃烧》中的那句台词
这个世界就没有一个属于女性的国度”
起码，到现在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