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阿尔卡拉斯》于2022年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作世界首映，并在击败包括来自中国的《隐入尘烟》等十几部影片后成功问鼎金熊奖。本片作为一部典型的电影节电影，具有这类参赛电影的共同特征：缓慢从容。在缓慢从容兼载着乡村故事所特有的悠扬惬意的语调中，缓缓铺展开桃农基梅特一家与曾经的地主皮纽尔一家因为土地所有权归属而爆发的激烈冲突。在这条冲突主轴之外，导演卡拉·西蒙以女性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情感共鸣的感触力以及克制含蓄的表现力深入刻画了基梅特大家庭中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身份乃至于不同性别个体对于危机来临时的反应。这些反应片段看似散漫但并不破碎，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入木三分，看似并不直接描写危机的愁云惨淡但又处处可见“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张无奈。
电影中每一处场景、每一帧画面都具有饱满的影像实感和生活质感，但又不是诉诸观念地向观众展示、陈述乃至于控诉大工业是如何摧毁了曾经美好和谐的“世外桃源”，而是将戏剧性般的冲突、矛盾、交锋揉碎在基梅特一家琐屑的日常中。卡拉·西蒙导演的这部《阿尔卡拉斯》胜在其叙事以及情感表露的节制，但正是这份平静与从容，让读者在观看完全片后，却突然发现基梅特近乎偏执的坚持只残留下结尾处无奈的一眼凝望，老幺伊里斯和双胞胎表亲曾经编织童真与幻想的“秘密基地”“宇宙飞船”也在巨物般庞大、无情、可怖的挖掘机面前轰然破碎，老人仍寄寓希望的昔日恩情与人情往来只化为一排排太阳能发电板冰冷寒意的光芒，只留下那株见证着两大家族祖辈情谊的无花果树在黄沙卷起的烟尘中静默矗立。
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言“通常在电影节电影中更强悍的是视觉语言”[1]，通过视觉形态展现情境，传导一种心理状态、情绪状态，一种人物似乎难于挣脱、无力挣脱的困境，一种被陷住、被绑住的情境，《阿尔卡拉斯》当属此列。笔者希望能尝试结合电影批评的微观考察与宏观视野，从结构、主题、余韵三个方面较为鲜活、全面、深入地分析《阿尔卡拉斯》的电影语言及表征的社会症候，以展现自己的观影体验与观影思考。
“参赛影片往往经由视觉语言、经由电影场面调度、经由摄影机与人物的相对关系来形成故事情境和剧中现实情境，来呈现导演试图表达和提示的对于社会情境的质询与追问。”[2]影片《阿尔卡拉斯》有着一个充满喧闹、惬意与欢快的片头段落。第一幅画面渐显后，基梅特的小女儿伊里斯和她的双胞胎表兄弟在废弃的破旧汽车内玩起了星际穿越，只剩一块镜片的墨镜、老旧的方向盘甚至破碎的车内帆布都成了孩子们发挥想象力的空间。但洋溢的笑声随着由远及近的轰鸣声戛然而止，孩子们长大着嘴巴，眼神狐疑、无知地盯着眼前的庞然大物不知所措，只能四散逃开向最亲近的二姐玛丽欧娜求援。随着孩子们的视角，摄像机的镜头多少带有纪录风格的手提摄影机跟拍场景，将四个孩童置于纪录对象的位置上，在漫不经心地掠过桃园中采摘桃子的黑人雇佣工人后进入室内，整部影片当中涉及的主要人物都在这狭小的空间内有了集中的出场呈现，导演卡拉·西蒙功底精到之处就体现于寥寥几笔便交代了故事背景以及人物关系，乃至于勾勒了人物形象。
老父亲端坐正中央翻找着父辈遗留下的材料信札，企图找到任何能够证明桃园土地所有权属于基梅特家族的证据，随后基梅特暴躁、不耐烦的一声对父亲的斥责仿佛就已经在故事开头圈定了故事的结局。随着这声愤怒的斥责，摄像机的镜头开始游移，群像视点开始交替出现。老父亲以孱弱的声调告知昔日老皮纽尔为报恩做了土地赠予的口头承诺，大儿子基梅特愤怒地质问父亲为什么当时不签下书面合同，二女儿纳蒂摆出口头承诺是当时社会普遍做法的事实为老父亲据理力争，其余家眷大多沉默不语、站立一旁。只有基梅特的小女儿伊里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大人们正在争吵什么，急冲冲地向父亲抱怨水库旁自己的游乐王国——废弃的小汽车，被人装走的事情。至此，《阿尔卡拉斯》中的主要人物群像通过家庭影像式的展现手法第一次做了全景式的介绍和描画。
风波过后，生活依旧。从故事层面上说，在土地所有权归属争议这条线索之外，导演并不急于堆砌戏剧化的情节冲突，而是极力淡化大限将至前的紧张感，塑造了另一条充满质朴恬然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线索。基梅特的二女儿玛丽欧娜很明显对务农生活心不在焉，而是对城市中的审美潮流、丰收庆典上的舞蹈表演以及零食更感兴趣。她煞有其事地精心涂抹指甲油，兴冲冲地与小伙伴们汇合排练舞蹈，仿佛长辈间的争吵全然与自己无关，却又在听到母亲和小姑抱怨时为防爷爷伤心而刻意地带上了门。基梅特的小女儿——天真烂漫的伊里斯和双胞胎表兄弟早已忘了那台被挖掘机装走的、不知去向的小汽车，转眼将桃园的装桃木夹改装成了新的秘密基地，却在失去双胞胎玩伴后以怄气的方式向父亲表露自己的不满。基梅特的大儿子罗杰对读书兴趣寥寥却在姑父的帮助下背着父亲研究起大麻种植，用心用劲地帮助父亲分担桃园中的农活，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只能独自一人在深夜喧闹的酒吧中释放着自己的失意与愤懑。而老父亲却仍然感念先辈间生死救助的昔日情谊，摘了新鲜的无花果给皮纽尔家送去，还想着以传统人情社会的方式解决这起土地纠纷，却依然无功而返。而基梅特自己呢？暴躁地通过打野兔释放着无能的愤怒、不顾腰伤和水库上指导太阳能发电板安装的妹夫扭打在一起、气势汹汹不留情面地依次赶走了妹妹纳蒂和妹妹格洛丽亚。
《阿尔卡拉斯》剧照
电影静水流深，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去观察、理解和尝试解决这次危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匠心独运，将全片很大一部分试点镜头给了大女儿玛丽欧娜。在基梅特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中，“父亲是权威与力量的象征，母亲是协调所有的润滑剂和粘合剂，哥哥承担着部分父亲的责任，而爷爷奶奶代表着‘过去’，弟弟妹妹们代表着‘未来’”[3]，导演并没有把视点过多聚焦在代表力量和反抗的基梅特身上，以藉此将土地归属矛盾和果农资本冲突推向高潮，也没有把视点过多集中于违拗父亲意志的大儿子罗杰身上，以强力表现基梅特如此痴狂固执地坚守土地，却无情强硬地希望儿子冲破土地束缚的矛盾心理，也没有像导演处女作《九三年的夏天》一般将不谙世事的孩子作为叙事的中心。而是将玛丽欧娜——一个开始具有理性思考和感性感触能力、一个延迟参与但开始触摸到生活边界、一个开始懂得但又无能为力的边缘人为影片视觉结构的相对中心，并让观众以她的视角逐步地观察、体认、感受事件对整个家庭的冲击。也正是因为玛丽欧娜的边缘和无能为力，却营造了相对客观、中立的叙事表达和情境呈现，让观众在看完整部影片后却长久地回味在桃园远去、故土难回的苦涩之中。
突飞猛进、攻城略地的现代化工业逐步蚕食着传统农业社会赖以生存和生长的土地，二者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是电影呈现的最主要的主题。曾经的电影叙事停留在保卫家园、失去家园、夺回家园的层面，而本片展现了全球化时代、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新的段落，这就是现代化进程自身使得家园不再、故土已逝，曾经的田园牧歌以极其悲壮的方式消弭在了奔涌向前的现代化历史洪流之中，无声无息地隐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与烟云之中，不留一丝回响。
在影片中，这种消亡通过三代人的刻画立体而生动地展现出来：一同经历了新旧时代变幻的老人，依旧惦念着祖上与农场主的交情，在他生活的年代乡村世俗社会中人情作为纽带，足以拥有堪比信约的效力。虽然老爷子一家救人之举并非图回报，皮纽尔一家赠予土地也是出于真诚的感激之情，但世异时移，随着时代变迁淡漠的不止有越来越远的邻里空间距离，还有传统人情社会中强有力的彼此联系和互相关照的温暖情谊。老爷子采摘新鲜的无花果给皮纽尔家送去，还想着以传统人情社会的方式唤起甚至祈求小皮纽尔的怜悯，但载着太阳能发电板呼啸而至的卡车彻底而决绝地写下四个大字：利益至上。
基梅特顽强地抗争着现代工业呼啸而过刮起的旋风，他辱骂和皮纽尔搅合在一起的妹妹纳蒂，狂乱地拆除仓库上安装的一块太阳能发电板，和当地的农民一道通过碾压水果自戕式地反抗着资本家的盘剥，他对自己耕种了大半生的土地倾注了如此深沉的情愫，但却固执反常地不为大儿子罗杰的农业热情感到高兴，甚至不止一次提起“罗杰应该去学校”“他需要做的是学习，学校应该祝贺他，而不是合作社”，他那么坚持要扑灭儿子对土地的热情，绝不仅仅是因为皮纽尔即将把土地收回去，在这之前，他便已经通过农民敏锐的嗅觉感知到了现代农业在工业体系面前的式微，被资本与城市侵蚀的乡土之殇，连同家人之间、农民与土地之间可能发生的情感裂隙，都在新秩序的扩张、逐步建立的过程当中被磨损和放大，直至成为历史的陈迹。
而电影中天真烂漫的代表伊里斯和双胞胎表兄弟的秘密基地，也在这种冲击下从破旧的汽车，变成了果园的装桃木夹，最终变成了土质洞口。我时常觉得这一系列孩童天真、童趣的表征的回缩，也幽微地代表了现代大工业摧毁的顺序，先是旧有的工业体系，再是农业社会，最后连昔日人们来自扎根的土地也被侵蚀和占有。挖土机、太阳能板、轰然倒塌的桃子树、黄土地上扬起的尘烟、农民自戕式的辗压水果、不断出现的死兔子，都成为直捣人心的隐喻。“现代文明轰鸣而至，螳臂当车式的抗争无疑徒劳又悲怆。逐渐让渡直至失去作为安放和联结生命之载体的土地后，不同代际的人有着迥异的体认，也只能独自应战生活至此的仓惶。”[4]
《阿尔卡拉斯》剧照
将目光从电影本身流转开来，笔者还关注到导演卡拉·西蒙自己就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本部电影也将叙事背景放置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选用操有加泰罗尼亚口音的本地人出演，试图还原最本真的加泰罗尼亚风味。卡拉·西蒙并不是孤例，从墨西哥电影三杰之一的阿方索·卡隆的微型奇迹《罗马》，到哥伦比亚年轻导演塞萨尔·奥古斯托·阿塞韦多的处女作《大地与阴影》，越来越多的电影创作者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家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逃离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渐次沦陷的故乡后，最终又返回故乡，向祖辈致以深情的注目礼，同时也是对滋润丰满自己生长的地域文化的哀悼与祭奠。
就像影片中时常出现的空镜镜头那样，黄沙卷起漫天沙尘，桃树七零八落，在残酷的现代化机器面前，基梅特一家仍在做着最后的负隅顽抗，这漫天飞舞的不仅是心灵之殇，也是现代化之殇。它明确而又悲壮地宣示了一件事，那就是——“作为所谓的现代人，我们已经成为先验的无家可归者。”[5]
在农业与工业碰撞消弭的主线之外，电影还隐晦不彰地藏有女性主义与种族主义两条暗线。在老父亲陈述没有签订契约的事实时，基梅特作为男性权威，能做的只能忿忿离场，空余毫无作用的谩骂与抱怨，唯有妹妹纳蒂为老父亲说话，在危机面前保持冷静。其实不仅仅是纳蒂，隐忍不发的多洛斯给予荒诞丈夫和儿子的两巴掌、在女儿玛丽欧娜发现小姑纳蒂与皮纽尔私下接触后告诫不要声张，都是在对局势有着敏感觉察之下所做出的，她知道她对丈夫的偏执无能为力，便只能悉心维持着家庭秩序的稳定。父权制对家庭话语权的控制，就像那呼啸而来的大资本、大工业对经济话语权的控制，都是那样粗暴、无情、横推一切，但在真正的危机面前，罗杰选择借酒浇愁，基梅特选择殴打施工人员，采取消极逃避的方式拒绝冷静思考。
而种族主义视角则更为幽微，电影中闪过的黑人帮工的镜头，街角等待雇佣以谋生的黑人镜头，无不在昭示着：黑人群体在西班牙社会中的弱势和附庸地位。他们文化水平低下，只能通过体力劳动换取报酬，在桃园被毁的境况下，他们就仿佛从来没有来过，似乎所有人都在盯着挖掘机隆隆施工，却没有人忆起渐行渐远、倏然消逝的他们。
“我不是为我的声音而唱，或是黎明或是新的一天，我为我的朋友而唱，他为我牺牲了生命。”
“我不是为我的声音而唱，晴朗天空或海风，我为我的土地而唱，坚实的土地，心爱的家园。”
或许就像最后基梅特一家深情凝望定格一般，轰隆作响的现代化机器崛起了农民深扎的根，而那陪伴了大半生的桃园也只能以罐头的形式略微延迟地继续流淌它的芳香。
[1] “观影笔记：戴锦华教授导赏系列之十《大地与阴影》”，转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SL09Qkn109JAiUC3uTxTDw。
[2] 戴锦华著：《电影批评（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3] “《阿尔卡拉斯》短评”，转引自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35038640/comments?start=40&limit=20&status=P&sort=new_score。
[4] “《阿尔卡拉斯》短评”，转引自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35038640/comments?start=40&limit=20&status=P&sort=new_score。
[5] “观影笔记：戴锦华教授导赏系列之十《大地与阴影》”，转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SL09Qkn109JAiUC3uTxTD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