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河濑直美以《晨曦将至》里的「历史折光」重新发现和定义了「母亲」的身份，那么索罗戈延的《母亲》也是。

无论是情感上还是视觉上，开篇的「灾难」既给这位《母亲》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和生理创伤，同样也给观众，以及不在场的「父亲」带来了极为糟糕的观影体验。我猜想，作者想要用扭曲而变形的广角镜、流动的摄影机和「一镜到底」的影像告诉我们，尽管《母亲》与孩子失去了连接，但孩子却在母亲的体内长存和一起成长。这部以母与子的共生关系来探讨「女性困境」的作品较比呈现男性困境的《秋田》勇敢，又比单纯探讨丧子之痛的《哈纳莱伊湾》复杂。

本片不是想要追问「母爱」抑或「痛苦」的期限，因为答案永恒而坚定。本片想要证明，一位《母亲》抑或一个妻子可以借助「母爱」抑或「痛苦」恢复到一个健康而独立状态的「女性」角色。显然，这是一个深受《斯德哥尔摩》困扰的女人，她用了十年才跟她心里的那个「小孩」偶遇，并尝试用额外的两个小时将这个令她感到恐惧抑或令她感到安全的历史幽灵「吞进肚中」彻底消化。

我们都知道，这段「忘年恋」不过是女主抑或少年的一厢情愿罢了。本质上，女主并不想再次成为这位少年的母亲，而少年也不想这位「女性」再次成为自己的母亲——她们都是「灵气」的痴迷者，都想借助对方身上的「灵气」摆脱「母亲」抑或「孩子」这一束缚自己的传统而单一的身份。

临近结尾时，前夫向女主宣布他提前获得了父权的资格，对于试图逃离父权困境的女主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她难以接受，甚至歇斯底里的坏消息。而结尾处的那通「报喜」电话也与《酒精计划》里的「忘忧」短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就在那一刻，真想跟这位「追平对手」的「疯子」喝一杯呀，祝贺她没有被注定的败局击倒，最终以返璞归真的方式战胜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