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搬硬套凑成一个长片的长度并不怎么高明，导演虽然姓董但俨然是王家的人，无意识地忽视很多需要深刻讨论的社会困境和观念的落后，通过找个女演员就把一切都怪在10年没回家的表姐身上，同时也“拯救”了他被奶奶突然病故而几乎拖垮的拍摄计划。

我如果是丽丽，我也十年不回去，王家十几个不是你爹胜似你爹的人张口闭口让你感恩，你以寡敌众除了一边刷手机一边微笑有什么选择——摄影机在他们手上，剪辑权也在他们手上，你就知道他们一定会吵成一团，你就知道他们希望你磕头谢罪。但王家这哥几个对这个所谓“对老王家贡献最大”的老三的“感恩”不就是逼他多年未见的女儿把他领走，临走前再送她一顶不孝的大帽子，因为没有这顶不孝的帽子就会显得他们不仁不义。每个人都不愿意搭上自己的人生照顾“老三”，又觉得送去机构丢人现眼或是照顾不好。但其实他们并不在意丽丽把“老三”领走之后，是自己舍弃孩子和家庭去照顾陌生的爸爸还是“丢人现眼”地送进那些“照顾不好”人的机构。但是丽丽的困境谁在乎呢？那个为什么十年不回家的问题怎么回答？怎么回答都会被老王家剪掉吧。哦，别忘了过去二十年实际上照顾老太太和老三的人不也是那个其实已经离了婚的外姓女人“二嫂”吗。“二嫂”在饭桌那场戏结尾说，“不演了”，也许说者无心，但你我一定要听者有意。

我自己的外婆由于阿尔兹海默症疯疯傻傻了好几年，清醒的时候就恶毒的挖苦谩骂家人，糊涂的时候就把冰柜里的东西拿到橱柜里，把洗脚盆拿到餐桌上，把沙发绑在大门上。外婆觉得保姆都是小偷不同意雇保姆，很多年轻时受过外婆恩惠的穷亲戚来照顾外婆一个月回到家乡甚至找了出苦力的工作也死活不愿意再来了，老家的亲戚分别打电话来劝我妈在自己精神崩溃前把外婆“送走”。与此同时，我爸也觉得送去机构不孝顺让他在同仁面前丢脸，但自己立刻从没法住人的家里搬了出去，在北京的姨妈觉得机构会打老人也死活也不同意送去，但北京总有比她回家看望外婆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于是我妈每天一边装修房子一边跋涉在爸爸和外婆的两个家之间操持家务并一个人承受外婆的谩骂。在照顾外婆的具体方法上，我爸爸和姨妈也经常有各种居高临下的意见指出我妈的不孝。

导演可能的确在北京生活得太久，对于苦难的全部认识就是山沟沟里的几排房子，他可能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钱解决不了的苦难。算命的说王家的几个子女都“钱很冲”，他们在饭桌上说掏钱说得仿佛很痛快，其实心里还是很耿耿于怀当年老三离婚时的“净身出户”。东北所有的农村亲戚都认为在城里那个有出息的儿子家里腰缠万贯，城里的天上总会落下钱雨来给媳妇养育未成年的孩子，这万贯家财当然应该归还给老“X”家。所有经历过东北光辉岁月的人都知道部队转业能办城市户口的人当年是怎样的生活方式。年纪轻轻就脑血栓的基层gb并不少见。喝大酒吃大肉，喝多了回家教训对自己生活方式看不惯的城里老婆和城里女儿，教训他们不懂得感恩，然后酒醒了之后再一脸歉意地把下个月的工资和单位发的福利送到老婆的手上，直到有一天不走运喝进了医院。作为一个在东北黄金年代离开了山沟沟闯出一片天的农村青年，由于命运的安排，不幸地在东北衰落的时代又回到了山沟沟，跟他一起被困住的还有曾经梦想跟他一起鸡犬升天的家人。如果说在他生病前，他撕扯于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身份中，乡下的亲人无法完全理解他，城市里的老婆孩子肯定也无法完全理解他。在生病以后则又受到了这个双层身份对他的排斥，兄弟姐妹认为他是城市里那些人的义务，而城市里的生活又没有一个脑血栓病人的容身之地。导演可能从没意识到在他三舅最意气风发的日子，他的情感应不啻于《银翼杀手2019》结尾发声的赛博格。

就算没有这些钱和身份的问题，那个言语中虚拟的似乎可以解决一切烦恼的“送走”的目的地——照顾失智老人的机构真正就存在吗？在故事发生的吉林省反正是没有的。经过了我妈妈屡次精神崩溃后的抗议爸爸和姨妈最终同意了我们在长春寻找合适的机构照顾我外婆。就算不像本片的导演那样富有，但是长春应该也没有我家负担不起的养老机构，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愿意接收外婆的机构。照顾失智人士的机构都拒绝接收有老龄病的高龄老人，而照顾老人的机构清一色地拒收失智人士。事实上养老机构最喜欢的客户是那些完全不需要照顾的老人和完全瘫痪不能随意离开自己床位的老人。把外婆送进机构的希望落空了，我不会开车甚至有一只腿有些跛的妈妈仍然在天寒地冻中每天跋涉在姥姥家爸爸家和装修中的新家三点一线，还要对早上去市场买早点送去之后就乘自己专车去公司上班的我爸常怀感恩之心。虽然电影里的老三罹患的是脑血栓后遗症，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极少有机构愿意接收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和其他失智老人，有的只是让家属花钱买安慰的“特效药”971。我妈每次被命运扼住喉咙喘不过气的时候就会大骂脏话抒发心中的抑郁，让人很难想象十年前她还是导演母校的一个温文尔雅的大学老师。

这种困境存在的普遍性和无解性和让无数默默承受这种困境的女性的无力感就被导演轻易的解释为丽丽的不负责任与虚伪。

当然我本身也不应当对导演抱有过高的期望。他回家原本的目的也只是浮皮潦草地跟拍东北山沟沟里的姥姥是怎么准备新年的，无非是为了给对东北有无数浪漫主义想象的外乡人扯一出西洋镜。只是横生变故让他被迫拍了这个好像窥探了底层困境的电影。这种voyeuristic nature就注定了观看者无法跟目击的场景做出有效的对话也不需要深层次的理解。偷窥的乐趣在于不用真正进入被偷窥者的世界，不需要理解他们的人格与志趣不需要把自己坦诚在被偷窥的人面前就能使这些活生生人出演偷窥者想象中的故事。由于这些形象如此之生动而逼真，偷窥的故事也显得如此生动而真诚。

我的很多对本片高度评价的南方朋友无非就是隔岸观火。我说电影拍的不好，他们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心。他们既没有见过辉煌时代的东北也不情愿拜访今天长白山豪华滑雪度假村之外衰落萧瑟的东北。当一个故事被放在东北的背景板前面讲述时，可以给观者很多安全感。他们可以安全地批评故事里的受害者同情故事里的其他受害者，而不用担心这个故事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就像所有富有的人看待他们曾经阔过又穷了的亲戚一样，很多人讥笑香港人住在鸟笼一样的房子里，末了还会说“他们也不容易”啊，但是他们不会在意那些鸟笼里的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他们在意的是自己优雅地欣赏现实主义艺术作品并同情声援弱者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