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5-22

劫后桃花:《劫后桃花》：时间决定把瑞芬嫁给李先生

1934年秋天，洪深根据其父洪述祖在崂山南九水所筑的别墅观川台于1914年被日本人占据的往事写了一篇文章《我的“失地”》，发表在了《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面。后来，洪深又以此为原型写成剧本《劫后桃花》，由导演张石川于1935年拍摄成电影，胡蝶、高占非、龚稼农、王献斋、徐莘园等人参与演出。
剧本《劫后桃花》与散文《我的“失地》已经完全不同，从德租到日据再到北洋政府，洪深把发生在祝有为别墅内的起起落落以近乎撕裂又再正常不过的方式把人性的善恶、进退、舍得、对错一一呈现，为德国人服务的汪翻译官和为日本人效命的余家骧固然是人的劣根性，看他们得道升天也有气愤。不过，想一想，洪深写剧本的1935年终究还是对中国的未来和人性的光辉抱有希望的，不然桃花不会再笑春风，不然汪翻译官和余家骧也不会以不交代的方式就消失在时间里了。
虽然是结合自家祖宅的命运进行编剧，然而，洪深在1935年以电影剧本的形式表现《劫后桃花》的时候还是被时代抢尽了风头。一旦优于过去的生活，每个人都很容易成为时代的歌颂者。反之，一旦优渥（稳定）的生活被打破，控诉时代就会变成大众情绪。洪深对余家骧1922年以后的命运并没有表述，如果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余家骧式的人物不会有太大的断崖式命运跌落，毕竟1922年以后不同于1945年以后更不同于1949年以后的社会情境。或许出于这种社会的安排，除了让余家骧在时间的镜头转换中消失，洪深也无他法，这已经是他能力所及的理想意愿表达了，我们都知道，滚滚的时代在短期内不主张因果。
《劫后桃花》中，洪深塑造的人物大都特点鲜明，不论汪翻译官、余家骧、刘花匠、李先生亦或是祝有为尤其是祝太太，言语对白之外，他们各自以参与剧场的出镜率把性格表征详细呈现。甚至在祝府种园子的陈二，洪深也在合适的时机用寥寥几句台词把陈二的特点勾画出来——“有人说，在崂山庙里，真的碰见过。我再去一趟，准可以把老大人找回来。太太再给五块钱吧。”
反倒是祝世杰和祝瑞芬，前者着墨不多，与其他人年岁略有差距，但定位却是不更事的少年，洪深几乎没有让他参与世道，在他身上没有明显的污染源；后者尽管是主角，却分明感觉她所起的作用更大程度是连接者，媒介属性令她面对各种各样的世道人心。如此反观，某种思维层面，祝世杰和祝瑞芬竟是世间之路的根本反映者，他们才是真正“担着心事的人”，是介于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前意识。
1915年春天，祝太太和祝瑞芬从天津搭津浦铁路火车至济南换乘胶济铁路返回青岛时，车窗外的景致与其他时间无异。当然，人物、故事均是洪深虚构，但场景却是实实在在的。经历过变故的母女脸上写满了心事，有一部分是不安，更多却是笃定。世间之路让一个原本丰裕稳定的家庭瞬时变得脆弱，曾经坚固的一切一夜间就烟消云散了。但是，即使这样，她们的承受力也胜过底层人，这才有祝太太后来用一番话就把余家骧击退的兵不血刃。整个故事里，祝太太身上展露的人性之尊严令人动容，有大度，有宽容，有隐忍，有恢弘。
有点琢磨不透的倒是李先生，他既像小说里的人物步步皆对，又如悲欣交集的世人那样逼真。瑞芬与刘花匠、汪翻译官与瑞芬、余家骧与瑞芬、李先生与瑞芬，这是洪深借《劫后桃花》表现出来的爱情（情爱）关系谱。从德租到日据再到北洋军阀时期，祝瑞芬代表了把命运完全出让的那个人，其他人的命运要么交付给清末民初的时代，要么交付给德租日据的时代，要么交付给北洋军阀的时代，只有瑞芬的命运从一个时代经手到下一个时代。1915年春天，返回青岛的火车上，经过忧患的瑞芬“比从前安乐的时候，好象换过一重人格了”，又七年，洪深没有任何交代，时间决定把瑞芬嫁给李先生。
《劫后桃花》的最后，洪深处理的情节是祝太太、李先生、祝瑞芬、刘花匠一行人重回祝公馆，看到了与1914年之前别无二致的灿烂桃花。事实是，这次了却念想的安排对祝太太、李先生、祝瑞芬并没有多少意义，他们早已到青岛郊外的李村生活，接受了时代赠予的命运，无论公与不公，他们不太会泛起波澜了。既然是电影剧本，故事开始刘花匠的妄念还是该了结的，十六七岁的大家小姐对刘花匠的灿若桃花并不是真正的爱情，但是洪深让刘花匠当真了，所以才在刘花匠被汪翻译官借势驱逐离开青岛回到黑龙江十数载后安排他乘船返回。一定意义上，洪深塑造的刘花匠其实是一个颇具野心的人物，只不过他生逢所遇的时机与汪翻译官、与余家骧迥异，否则，他亦有可能成为汪翻译官甚至余家骧式的人物。洪深有意用人性的善把人性的恶隐藏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善就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