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华的小说中，马哲要侦破的，是一桩小镇几十年难遇的断头分尸案。

头被割下来，意识与身体形成了最残暴的分离。但又像是割离了身体，而留下了一个头（意识主体）的追问——“你说我为什么会死在这里？”

这几乎是内置在小说中的最残酷的追问。一颗头落在坟堆上，绝望感逼迫，而后一场场谋杀与自杀，已成为死亡复调。故事表层是悬疑，但是制造出了一种很恐怖的内置——是不是他们都想成为那个头？

小说中的疯子，已然成为卡夫卡所写的那架行刑武器。疯子脱离了道德审判，沦为小镇中的一个“刑具”。马哲要与这“刑具”较量，他只能不断追问下去。

人们需要一个疯子，就像幺四婆需要一个疯子，小孩需要这样可以跟人讲的事。可人们又不该需要这样一个疯子，人们该需要马哲，需要解决问题的人。可他无力去深解，只能举枪，中断一切。在小说结尾，又被妻子、长官和医生“邀请”，让他变成一个“疯子”。

造拍出这种“向往”，很难。电影开篇，小孩冲到楼体截面，外面一个铲车手臂抬举，似回盯着他（势若袭击）。警厅秩序严明，警队搬到电影厅里办公，调情、放磁带都有回响，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场“戏剧”。这种处理，尽可能地将观众拉入局内，看着人物们在做什么，这贴合了小说中牢笼似的封闭。（人物无法破解的，是那种死的寻求。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死在河边？）在小说中，人物困于这需要渡船才能到达的案发地，问题与答案，也只能在这封闭的内部解决。

马哲是一个想要救他，也努力自救的人。事实已经查清楚了，可是人无法在这种正确性里活着。马哲的举枪，一时地中断了“重复”，却陷入了无法挣脱的“循环”。

电影结尾，导演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可能是在墙上的拼图竟然还完好无损时，马哲视角里的世界，已经浑然现实、梦与疯境不分。他迷失其中。在某一个角落，他得到表彰，正确性攻克了一切。他有了他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