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的情节并不复杂，故事围绕一段破碎婚姻以及抚养权的争夺展开，其巧妙的设置也带来了丰富的内涵。一方面，电影提出了一系列女性在婚姻中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电影又通过男性视角将问题进行了遮掩。通过这样的手段，电影完美地实现了“造梦”功能，却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直面现实问题的力量。

作为一位婚姻危机中的父亲，霍夫曼扮演的克莱默先生过于完美了。他不但拥有极强的工作能力，也在照顾儿子方面完美胜任了“母亲”的角色。而对于克莱默夫人，电影并未着太多笔墨，有限的篇幅渲染的是一位自私的母亲。而这正是电影有趣的地方，克莱默夫妇的性别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倒置的，克莱默先生作为一位实际上的“母亲”贯穿荧幕始终。如果电影讲是一位自私的丈夫不辞而别，妻子独自带着孩子扛起生活重担，并且还要跟突然归来的丈夫争夺孩子的归属，那么这将是一个更加“常见”却又无趣的故事，因为它似乎太平常了。而校园门口接送孩子的众多母亲中的一位父亲、学校舞台下被其他母亲们“包围”的一位父亲，显然要反差许多，也有趣许多。

在这样的性别倒置下，电影得以提出了一系列现实问题。首先就是婚姻中的女性失去自我，成为家庭附庸。影片中的克莱默夫人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过人的才华、能够获得与丈夫相当的收入，但是她却无法去工作，不能获得人格的独立于自我价值的实现，被捆绑甚至可以说是被囚禁在家庭之中。因此她选择了反抗，逃离了这座监狱，哪怕要付出离开儿子的代价。其次电影也展现了破碎的婚姻给孩子带来的伤害。虽然电影中的克莱默先生在工作的中压下依然给予了儿子极大的关怀和照顾，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但是孩子对母亲的依赖依从一些镜头中流露出来。更残忍的是，现实中离异家庭的孩子显然要比电影中的小克莱默悲惨得多。

但是，电影纯粹的男性视角又遮掩了这些问题。作为视点的克莱默先生足够引起观众的巨大同情，以至于人为法律倾向于将抚养权给母亲是否过于偏颇，而现实之所以如此，不正是因为母亲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电影中的克莱默先生实在是特例中的特例了。并且，纯粹的男性视角也缺乏对克莱默夫人的展现，她在婚姻中令人窒息的遭遇被过于潦草的一笔带过了，可是如果不认真思考她出走的原因，就很容易为这一角色打上“自私”的标签。

可以说，好莱坞通过它的镜头骗术，颠倒了现实中两性在这一问题上的强弱关系，这样的处理无疑增强了电影的故事性和戏剧性。但是这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尽管导演有意在片中提出了女性面临的困境与遭遇的问题，但是困境和问题又很难在颠倒强弱的情况下去展开讨论，因为弱者才更容易被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