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4-11

跳舞者的时代:导演说

影片《跳舞人的时代》是导演曾以《辩护词》一片为我国观众所熟悉在苏联时期就闻名于世，苏联解体后仍在坚持拍片的为数不多的几位俄罗斯电影导演之一。瓦吉姆·阿勃德拉什托夫和他的忠实搭档——著名电影编剧亚历山大·明达泽于1997推出的新作。影片上映后，引起激烈争论，持否定意见的一方认为，作者在叙事方式上过多地运用了自己所喜爱的细节描写，从而削弱了影片的主题含义。肯定的一方则认为，作者在坚持自己一贯的艺术立场，在对社会问题进行预示及思考方面，通过自己的艺术编码，把战争及当时俄罗斯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突现了出来。而且无论评论界意见多么分歧，影片在当年俄罗斯最大的电影节——“电影塔夫尔”上获得大奖，这无疑是对影片及作者的一种肯定。
《跳舞人的时代》是对战争结束后该地人们生活状态的描写。从空间上看，作者虽然没有明确标明故事发生的地点，但观众不难看出，这就是俄罗斯境内的热点地区——高加索。众所周知，高加索是一个战事多发地区。苏联解体以后，高加索地区的阿勃哈兹、车臣、塔吉斯坦等地战火一直不停，虽然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小规模的火力接触仍未中断，双方不时传来士兵被杀、村民被抓的消息。基于此，作者以这个“活火山爆发区”为故事发生地，以战后该地区人们的生活为背景，以战争仍在继续为主题，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忧患，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忧。
作为艺术家的阿勃德拉什托夫和明达泽向来对社会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并善于通过艺术手法揭示相关问题。他们的前几部作品都是对不同社会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揭示。新片《跳舞人的时代》同样是对俄罗斯社会问题的思考，准确地说，是对困扰俄罗斯国家的重大问题——民族间相互对立而又不时发生的战争的思考，当然还包括对其他社会问题的思考。
有关高加索地区的战争，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已有一些电影导演运用过纪录片及故事片的形式做过不同的描写，其中电影导演鲍德洛夫的影片《高加索俘虏》尤为引人注目。影片接连在国际电影节获奖，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国语片奖提名。不同的是，《高加索俘虏》是通过战争中车臣人抓住俄罗斯两个军人作为情节主线直接描写战争，描写战争进行中的人和事，从而揭示战争的不可抑制和人们对和平的渴望。而《跳舞人的时代》表现的则是战后的生活氛围，那种看似平静，实则隐藏着仇恨，时刻会发生谋杀的紧张的生活气氛。这种没有战争的战后生活环境隐含着战争仍在继续的主题。从这点上说，《跳舞人的时代》是《高加索俘虏》的继续。
导演对这一主题的揭示，首先是通过战后留在该地的三个俄罗斯朋友的命运展示的。俄罗斯士兵瓦列里和费多尔战争结束后没有返回故乡，而是留在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准备安家落户。因为他们要安家的地方是个依山傍水的南方小镇，与他们的家乡——乌拉尔的偏僻小镇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瓦列里在这里买了房，接来了家人，想从此过上宁静美好的生活。可是事与愿违，总是有许多麻烦事干扰他。费多尔未能乐业就已身亡。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但战争给人们心灵留下的创伤永远无法磨灭，尤其是不久前还是兄弟民族的人们之间的战争。无论是战胜者，还是被战胜者，只要一方在此居住，另一方就不会停止干扰，没完没了的谋杀，没完没了的复仇，人们时时刻刻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中。事实上，战争并没有结束，只是表现方式不同。
影片在表现战争创伤或者战争仍在继续方面，作者运用了一种间接的，而非直接的表现手法。银幕上没有战争留下的痕迹，也没有大规模的战斗场面。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却隐含着战争时刻爆发的紧张气氛。作者在谈到这一处理手法时说道，他也曾试图用大规模的群众场面，用残酷的战斗场景来表现战争，甚至准备好了道具、场景：被炸毁的房屋，被烧焦的土地。但开机前取消了这个念头，放弃了已经准备好的场景。因为战争发生时，报纸、电台、电视每天都在以大量篇幅报导这方面的消息。屏幕上再现的战争现场硝烟滚滚，炮声隆隆，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不是伤就是亡。即使不读报，不看电视，但战争在那里进行，这一事实早已融入观众的血肉之中，深印在观众的脑海里了。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再现大家已经熟悉的战斗场面，对观众的体验不会有更多帮助，因此必须采用一种能加深观众体验的手法。于是作者在影片中只用了两次枪击，即对立双方之间的两次谋杀。但就是这种发生在平静的家里主人被谋杀，在体现战争的可怕性上，在揭示战争仍在继续这一主题上远比毁掉一所房子要深刻得多。
对战争仍在继续的表现，除了对立双方之间两次谋杀外，作者还采用了环境渲染的手法。战后的生活，看似平静，实则充满危险，人们始终生活在一种紧张不安的氛围之中。影片中民族之间的情绪对立看似不经意，实则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影片在构图上明显凸显了对立的气氛。如影片开始，在火车站的全景镜头中，俄罗斯人的精神行为似有主人之感，而坐在阴暗处的当地人，即高加索族人则是那样的萎靡不振，沉默寡言。然而在这种默然之中，似乎隐藏着一种仇恨的情绪，一种反抗的力量。这就是影片中几次再现的紧张气氛的根源。第一次，当安德列和费多尔在室外聊天时，树叶的响声使他们立刻提高了警觉。他们手拿武器分头察看，结果是趁夜深人静从卡佳处悄悄溜回的瓦列里。虽然是一场虚惊，但确实使他们受惊不浅。第二次是吉姆尔的潜入。由于战时养成的习惯，一遇风吹草动，或者凭感觉，费多尔都会提高警惕。他在院子里抓住了前来谋杀的吉姆尔。这一虚一实的描写，加上夜间的巡逻车，使战后战争仍在继续的含义更为突出。
对战争没有结束的第三处描写是在饭店里一场言语不多的对话。瓦列里和费多尔在饭店吃饭，在斟酒时，瓦列里随便的一句话：“半年过去了，手指头上扣扳机的老茧还没有褪去。”立即引起在此做服务员的高加索族青年的回应：“我们的孩子还会打交道的（指战争）。”这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了高加索民族的心理状态，表达了他们对俄罗斯人的态度，也预示着战争永无休止的可能。
影片中描写双方仍在交战（无论是口头上的，还是真枪实弹的）的场景虽然不多，却明显体现了作者的观点和立场：兄弟民族间的斗争何时了。在《高加索俘虏》中，战争双方的互相报复使得战争无法停止。而《跳舞人的时代》，和平时期的谋杀报复也使双方的斗争永无停息。而这一切带给老百姓的却是无边无际的灾难，是永无宁日的生活，无论是当地的居民，蜷缩在车站上的本地人，还是在此安身落户的俄罗斯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对立双方的人们相互仇视，不能以礼相待，最终付出的却是家庭和生命。
家在影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影片以安家开始到离家结束，通过几组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再次揭示战后战争仍在继续，战争破坏一切的主题。
瓦列里买了房子后，接来了妻子，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尽管妻子初到此地后曾产生过丢弃一切重返故乡的念头，但在两个人争执之后，妻子还是留了下来，尤其是她穿上原房主人留下的衣服钻进人群疯狂而尽兴地跳舞之后，那种主人的感觉使她很快融入了这儿的生活。随着剧情的发展，她怀孕生子，料理家务，时不时地上餐馆，生活似乎很幸福。然而这个看似幸福的家庭实际上也不稳固。且不说丈夫与护士小姐的爱情，重要的是脚底下的这块土地并不坚固，谁能确定它就不会动摇。在这种不坚固的土地上生活，家能稳固吗？影片中瓦列里的家算得上是比较幸福的，可影片结尾，他不是也求安德列带他一起走吗？
费多尔住的房子宽敞明亮，算是一个不错的窝了，可真正意义上的家他也没有。在他的回忆中，乌拉尔的家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他虽然结了婚，但儿子是别人的。这里虽有好心肠的医生奥丽亚和他同住，也算是生活中的一个伴吧，但他没有同她结成夫妻，他不想连累她。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何况他在战争中杀了那么多人。这个心眼好，处处帮助人，尤其是帮助瓦列里和安德列的老大哥不是不想要家，而是不敢成家。他发誓不再杀人，关键时刻还是杀了人，结果他付出代价。费多尔被杀后，奥丽亚离家出走，离开了这个本不是她的家。
安德列在影片中根本就没有家。他来去匆匆，既不想安家，也无能力安家。最后他带着卡佳骑马出走时也没有具体的去向，没有具体的安家之地。对立方的吉姆尔和塔玛拉也是无家之人。他们曾有过家，如今家被别人占了。在这场战争中许多人不光失去了亲人，也失去了家，真正意义上的家及作为建筑物的家。导演阿勃德拉什托夫曾说过：“这部影片在某种意义上是写‘没有家’的人们的影片。在影片中，他们似乎有很多的家，但这种家充其量只是建筑物，真正意义上的家他们没有，这个家被战争破坏了。”
俄罗斯人的家没有根，高加索人的家则遭到破坏。就拿塔玛拉来说吧，战争使她失去了孩子，战争使她的丈夫放弃了医生的职责，战争使她本人离乡背井，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家。影片中塔玛拉的出现是对家的眷恋，是想重返家园，可最终还是离家去了山上。塔玛拉在影片中只是一个象征，蜷缩在车站旁边的无数本地人却是现实。战争破坏了所有人的家，无论是丢弃家的人，如塔玛拉，还是开始在被丢弃的家里生活的人，如费多尔，他们全都没有坚固的家，也就无家可言。
家庭的主要成员——女人是这场战争的最大牺牲品。无论是塔玛拉，还是奥丽亚，她们都因为男人所从事的战争游戏不得已而离开了家。影片中导演在处理这两个人相继离家出走的戏时运用了同一音乐作为衬托，只是出门后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她们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家，离开了这个火山爆发的地区，也离开了这部电影。这一极具表现力的手法使影片在表现战争与家庭的关系，战争使人改变命运的层次上更深一步。
阿勃德拉什托夫和明达泽的作品向来以主题的多义性而著称。《跳舞人的时代》也不例外，影片除表现战争仍在继续这一主题外，还有对俄罗斯社会现实的隐喻。而这一隐喻则是通过剧中人，主要是跳舞人来体现的。
影片以《跳舞人的时代》命名本身就具有双重含义。直义上的跳舞人就是影片中的安德列。作者在表现这一主题方面运用了大量的跳舞场面。从哥萨克歌舞团在舞台上演出的军刀舞，到安德列最后在瓦列里餐馆里的独舞，整个影片中间穿插有六七个舞蹈场面。这些舞蹈多姿多彩，各不相同：哥萨克舞、俄罗斯舞、集体舞、双人舞、单人舞、传统舞、现代舞，而且各场舞蹈在推动剧情的发展上又各具不同的含义。如开始安德列在舞台上扮演的哥萨克骑兵英雄是对过去的怀念，但与时下的社会现实又显得格格不入。在瓦列里家的聚会上妻子拉利萨和护士小姐卡佳各自的狂舞隐喻着两个人在爱情方面不露声色的较量。而安德列和塔玛拉在费多尔家看似抒情又亲昵的双人舞却显得既不太协调，也不完整，从而表明两个深受创伤又无法相容的人是结合不到一起的。而安德列和卡佳在餐厅的双人现代舞又是那么配合默契，富于节奏，是他们后来共同出走的一个预示。最后安德列一人在餐厅的单人舞虽然赢得了外国游客的喀嚓、喀嚓按快门的响声，却给人一种压抑感，因为穿着军装卖艺的安德列无论如何也不能同他在舞台上扮演的哥萨克骑兵联系在一起。
从在舞台上扮演英雄到在生活中为游客卖艺，这不光是剧中人的无奈，也是作者的无奈，还是俄罗斯现实的一种无奈。剧中人疯狂的舞蹈，尤其是安德列没有缘由、随地便起的舞蹈似乎是对现实、对生活的一种挑战，也是一种逃避，甚至是在战后紧张的生活环境中寻求一种解脱，一份欢乐。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只有作者清楚，这就是跳舞人的时代，不仅是剧中人跳舞的时代，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跳舞的时代。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舞者则是影片《跳舞人的时代》的喻义。
影片导演阿勃德拉什托夫曾在访谈录中针对俄罗斯社会问题说道：“就广义而言，现在就是跳舞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人都在跳，都在唱。这就是生活的舞台，是跳舞人的时代，是穿着奇装异服的人的时代。当今的时代，冒出了这样的人，他们穿着燕尾服，结着蝴蝶结，手里拿着名片，声称自己是贵族，为自己加爵封号；出现了新的阶层——人民的公仆：人民代表、枢密官、省长……第三种人则扮起了哥萨克，尽管他们与哥萨克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穿上哥萨克人的服装，骑上马驰骋献技，耀武扬威。还有……”显然，这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也许这就是剧中人和现实生活中的人所处的时代：模糊不清的迷惘的时代、不知所措的时代、骚动不安的时代，仿佛是欢快的胜利者的时代，实则夹杂着羞耻的失败者的时代，即跳舞人的时代。
影片在结构上运用情节剧的建构骨架，将许多有关友谊、爱情、仇恨、叛逆、忠诚、嫉妒的故事融入与战争、与国家命运、与存在范畴上的无家可归的熟识而又极为重要的事件之中。在表现手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描写，又有象征主义的表现。在反映战后生活、提示战争主题方面，作者更多地采用现实主义手法：银幕上到站的火车、海边的风景、掩映在树丛中的村舍房屋、傍山依水的蜿蜒公路、家庭的装饰、餐厅的用具、朋友们的聚会以及老百姓的言谈举止、衣着打扮，以及紧张的战后生活气氛，巡逻车、骑兵队，无不是高加索地区的……准确地说，是阿勃哈兹地区生活的真实再现。剧中人物：瓦列里、费多尔、吉姆尔、塔玛拉无不来自现实生活。他们的命运归宿：一个发家，一个死亡，一个被捕，一个离家出走，无不带有悲剧的色彩。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后果，既真实又可信，只有安德列一人例外。
安德列在影片中是一个非现实的人，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浪漫型的人物。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的人物造型上。安德列在生活中经常身着演出服装，与社会、与常人是那样格格不入，给人一种脱离实际、游离于生活之外的感觉。在行为方式上他也与众不同，除了跳舞、爱情，他似乎没有别的追求，他不利用生活中的财富，也不追求生活的永久和充实，他是一个怪人。编剧明达泽谈到：“在他的不太正常的生活中具有一种昙花一现的东西，这也许是对当前生活的回答。”影片结尾，一个孤独的人同一个奇怪的女人骑在马上奔向不明确的地方，这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是对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对谁都正确，谁都又有过错，而且所有人都值得怜悯同情的民族问题，以及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的逃避。这个童话式的飞走——他们共同对这种生活的逃离，按明达泽的话说，“这个艺术的不真实即是艺术”。
影片的造型处理也不乏象征意义。开始的一个镜头，费多尔开车接瓦列里一家人回家。费多尔坐在方向盘后，随着摄影机的慢慢摇动，收入视野的仿佛是被劈开的一片片空间，实则是汽车的玻璃及镜子。但在导演的剪辑之下却构成一种寓意，即被击碎了的生活。它同车中人们向往并前往的“天堂”形成鲜明对比。而安德列在餐车上用道具手枪吓唬人的一幕则寓意生活不是游戏，战争尤其如此，个人是无法摆脱的。逝去的战争仍在破坏着人们的生活，仍在威胁着影片的每个主人公。
影片《跳舞人的时代》是一部描述1990年代俄罗斯状况的含义深刻的影片。尽管影片也有不足之处，如情节安排上有的过于扩大，有的却又说得不够，但总的来说，仍不愧是一部力作。首先，影片表现了重大问题：兄弟民族间的相互残杀及战争问题。其次影片拍摄得细腻美观，可看性强，影片中的舞蹈，尤其是安德列头戴高筒帽，身披黑斗篷骑在马背上的镜头，给人一种美感，一种希望。而他骑马跟在汽车后面，或者与汽车并行的镜头简直就是一幅画。最后，演员表演也很出色。其中跳舞人的扮演者叶戈洛夫和塔玛拉的扮演者沃隆科娃因在影片中的表演分别获得处女作“希望奖”，而卡佳的扮演者哈玛托娃则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一位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