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4-01

从地狱回来:导演说

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亲人生离死别，生活艰难困苦，命运瞬息万变。经历过战争的人，常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举动。细究其原因，虽是其性格使然，却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杜米特鲁在战场上负了重伤，没有死在战场炮火里，没有被警察活埋，也没有死在敌机轰炸下，真真实实地从死亡地狱回到了人间，最后竟自焚了。这结局实在出人意料。
粗略看去，本片内容似乎也未超出战争给一对情人两对夫妻造成命运悲剧这一反战题材常见的大框架。如果停滞在这个层面上去欣赏，难于看到其深层内涵。
影片开始时，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杜米特鲁，是个潇洒得近于粗犷的人。他的言行带有浓厚的满不在乎和随心所欲的色彩，洋洋自得地骑着马在田野上闲荡，肆无忌惮地追逐已为人妻的维罗尼卡。往好里估计，不过是个浪荡公子哥儿。虽然过去他和维罗尼卡曾是一对情人，但是，他去当警察后，便再无消息。大概早把维罗尼卡忘在脑后了。只是在他回到家，又见到维罗尼卡后，才想起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明知维罗尼卡已是有夫之妇了，他却还要疯狂地追逐她。用旧情难断解释他这行为，缺少说服力，只能说在爱情方面他是个飘忽不定的人，是棵随波浮萍。往好里估计，也不过是个浪荡公子哥儿。车站送别一场，维罗尼卡追着喊他的名字，杨·罗特对他的仇恨达到了极点，他当然也知道杨·罗特对他仇恨何等深，当杨·罗特对他发誓说“我要亲手杀了你”时，他也知道这不是一声简单的威胁。然而他没有一点惭愧或畏惧，相反认为维罗尼卡追着列车送他，是他的一种殊荣似的，竟傲慢地说：“我这人什么都不怕。”充满野气，欺人太甚。
在训练营地，他恃权凌势，对杨·罗特施威刁难，令人难以容忍。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他身上，也有其懦弱的一面。在他疯狂地追逐维罗尼卡的同时，又违心地勉强和卡特莉娜结婚，就是说明。从这一点深入思索，我们又可以看到他当警察后忘记了维罗尼卡，回到家后又去追求她，确实是他性格组成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办事容易冲动，走向两个极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在重要时刻，往往不能作出正确判断，每每出现动摇妥协，草率鲁莽。
随着剧情发展，矛盾集中在杜米特鲁和杨·罗特之间展开。战场给杨·罗特提供了实现杀死杜米特鲁的誓言的好机会，最简单的办法是从背后打他的黑枪，尤其当杜米特鲁受了重伤生命垂危时，更是轻而易举地杀死他的好机会。即使不亲手杀死他，也完全可以不管他，让他自行死去，谁也不会因此而责备他。但是，杨·罗特没有那样做，出于人的本性、恻隐之心，给他包扎了伤口，喂他喝水，忍着饥饿把他背下战场。他这些行动，大出杜米特鲁的意外，在他想象里，杨·罗特无疑将趁机杀死他，或者根本不管他。按他的逻辑，无论杨·罗特怎么做，都属正常，可能他已经做了迎接出现各种局面的思想准备。但是，就在他等待死亡的时刻，杨·罗特不仅未趁他之危，相反挽救了他的性命。杨·罗特的行为，任何人都会为之感动，杜米特鲁也不能不反躬自省他勾引、占据杨·罗特的妻子给杨·罗特造成的侮辱和伤害该有多么严重。那次他命令杨·罗特向河里开步走给杨·罗特造成怎样的生命危险。实际上那未必不是要置他于死地的一着。所有这些，他该感到多么的羞愧。就这样，两个生死相仇的人，在被战争驱向死亡时，本性唤醒了他们的良知，使矛盾出现了意外的快速转化。仇人变成新关系基础上的朋友、同舟共济的伙伴，他们有了共同语言，携手逃出死亡的地狱。
戏剧矛盾的第二层发展是在杜米特鲁和维罗尼卡之间展开的。杨·罗特死了，维罗尼卡成了寡妇。杜米特鲁回到家了，他们原来是一对情人，这些条件，是他们可能恢复旧关系的基础。维罗尼卡说的不无道理：“现在只有你和我了，我也只有你了。”如果他们继续作为情人或者更进一步结合起来生活，在那个年代，人们或许会默认，观众似乎也可接受，甚至叹息着说：“战争造成了人们的不幸。”从而达到反战的主题。滞留于这个结局的反战影片，在战后的六七十年代并不鲜见。但本片却把矛盾进一步推向深化。杜米特鲁拒绝了维罗尼卡，决然和她分手。这是他内心对杨·罗特羞愧的反应。良心告诫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和维罗尼卡继续原有关系，如果那样，对不起救他命的杨·罗特，有失为人的品格。维罗尼卡对他这绝情吃惊、失望，更不会理解他为什么竟骂她“无耻”，因为她没有笼罩于杜米特鲁心头的那种负疚的阴影，她还沉溺在原来狭窄的爱情小圈子里。所以在此之后，她仍然去寻找杜米特鲁。杜米特鲁对她的决绝，是他内心变化的表现。
矛盾的第三层发展是在杜米特鲁自身展开的。开始，他隐蔽于山林，希冀远离人间、远离社会。但是他渐渐知道，卡特莉娜、格里戈尔和维罗尼卡以及乡亲们、政府警察，都不会放弃他。只要还活着，便离不开人世的纠缠，更摆脱不了内心的痛苦。企图生存着又脱离人间纷扰和内心痛苦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空想。特别当他孤身一人游荡在深山空林时，记忆里的杨·罗特无时不出现在他的脑海。羞愧的痛苦无时不折磨着他。杨·罗特忠厚善良的品德，一步步激励着他良心的自我净化，在自己种种不端生活的回忆中，自惭形秽，最后他终于决定：要永远彻底地摆脱旧我，永远彻底地摆脱痛苦，方法是自焚。这一行动，既有他心灵净化后决断、坚强的一面，也有他性格原有的懦弱的一面的因素——他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战争中的牺牲者付出了生命，种种苦难都由幸存者感受。一般说来，人们普遍是承受苦难继续生活着。杜米特鲁这位幸存者，可能有承受某些艰难困苦的能力，但他承受不了良心自责的痛苦。他认为纵使结束了和维罗尼卡的爱情，也摆脱不了对杨·罗特的罪责。他又自知既没有理由摆脱、也没有力量战胜那种罪恶。他认为负着那沉重的罪责偷生人间是可耻，不如尽早结束生命，求得彻底解脱。这又是他性格原有的最本质的真善美的觉醒和升华，同时也是战争把他摧残成一个对生活极度厌倦、不惜抛弃一切的精神废人。这是个性格复杂多面的人物。这一形象的深入塑造和完成，是本片最成功之处。
本片导演尼科拉耶·莫尔吉内亚努原是位青年摄影师，由于对光影和镜头调度的艺术敏感，摄影有其独创性。1979年开始导演了侦探片《穿大衣的人》。主要内容是围绕着一位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的遭遇展开冲突。他第二部影片是1981年执导的人物传记片《斯特凡·鲁奇安》，描写19世纪画家鲁奇安的生平故事。《从地狱中来》摄于1983年，给他带来荣誉。1987年他执导《林中女》时，又自兼摄影，可见其对摄影艺术的爱好与技术的苛求。他总要使镜头在光影、色彩方面最大限度地起帮助完成戏剧任务的作用。本片摄影师获最佳摄影奖与他对影片的总体把握也不无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