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9-17

盲山:无罪

看的时候有些过于沉重了，以致于当时难以提笔，在我心中，甚至无法说清这一场戏究竟是闹剧还是悲剧。当然也感慨于我们的审查制度，没有把这么阴暗的东西呈现到市场中，极大的“照顾”到了普通观众的心理感受。
影片的最后，白雪梅一刀砍向了自己的“丈夫”，确难有大快人心之感，因为这之后迎接她的恐怕并非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善终”。而这场凶杀案之中，很难讲白雪梅是个“罪犯”，如果硬要说黄德贵是“罪犯”在先，那么拐卖人口的必然难逃干系，村中的领导与村民恐怕也是“帮凶”，甚至邮递员、警察这类公职人员也是渎职或失职，我无法说出所有人都是“罪犯”，而这也等同于没有“罪犯”，所有之罪等同于无罪。
白雪梅在经历了被骗拐卖、强奸、胁迫，几次逃跑的波折、寄信求救的失望、甚至不惜通过卖身而求逃离却最终失败，直到警察真的来了，又走了，这恐怕是她希望的破灭，当父亲因为保护自己而受到“丈夫”的毒打，对于她而言，也许自己受尽的委屈都可以忍受，但是连自己最亲的人被牵连受罪，是真正难以接受的，而之前所有的厌弃、委屈、愤怒、怨恨都得以最终爆发。
当事人黄德贵显然是最具冲突的角色，他深受“传统习俗”的感染，老大不小的年纪很明确自己只能通过买个媳妇来完成生育的目的，但是又明显经验不足，新婚之初多次上床未遂，竟然靠着自己老父老母协助制服了不听话的“媳妇”，而一旦得手，又完全不把“媳妇”当成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喜则幸之怒则备之，俨然把白雪梅只当成了用来生育的工具。
对于这场经历中扮演旁观者的村民而言，或许早就习以为常，毕竟在她之前村子里明显男女不等，女娃往往在出生时就被遗弃致死，而买婚强娶的“习俗”也恐怕是多年有之，等人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甚至黄家老母显然也是一位“过来人”，村里的各位领导与其下属的闲散人士，更是这一番番惨剧的帮凶，平时压迫村民，而关键时刻又能及时帮其“劫回”白雪梅，可谓身份多变，作用多多。
邮递员一直都是一个希望的象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其实也已经慢慢认清了这无非是另一个虚伪的陷阱，白雪梅恐怕心中早已知晓，只是不敢在窗户纸捅破之前真正去面对。
黄的表弟则是另一种似乎略带浪漫元素的希望，一方面他倾慕于白雪梅的学识和姿色，说着想要帮其逃离，一方面又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久久未见其行动，我甚至难以说清他只是想借口侵占白雪梅的肉体，还是真的苦于没有机会。
警察恐怕是最让观众心中难以接受的形象，因为他们在胡搅蛮缠的村民面前几乎毫无威慑力，在村领导的压力之下甚至不得不委屈退缩，法律在原始的洪荒力量面前竟然显得那么的渺小。

制度和法律是保护我们的武器，而制度和法律得以执行的保障就是权威和暴力，可惜的是，制度和法律皆为人定，谁又能保证制度的正义和法律的合理，恐怕没几个人愿意为了所谓的正义和美德牺牲自身的利益，那么真正驱使人们按自己意愿行动的人无非掌握着绝对的暴力，能直接决定他人的利益如何，即使这样的权威和暴力仅仅在一个村子里，都足以让他人屈服。
那么这样的暴力从何而来，领导的视察给了我们潜在的信息，权力自上而下，逐级分配，身处底层的人民恐怕只有被迫接受的资格，而其他所谓具有公信力的各级警察，在白雪梅事件中也显得要么失职要么无力，显然这部分权力在偏远山村中并没有实际的利益与力量加以支持。
至于整个惨剧中最为难以为人所接受的，恐怕还是普通人的冷漠，这样的冷漠除了本身能力所限，就是对此习以为常，而问题的根源显然也只能是生产力，当生存的必要因素主要都只能通过男性的劳动来获得，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反而显得合理，而在生存面前，什么正义、道德、法律、良心，都TM是扯淡！

所以当我们心中因目睹此种惨剧而出于愤怒的时候，我们愤怒于人贩子的无良、村民的冷漠、领导的虚伪、警察的无力、……我们控诉着制度的薄弱、法律的缺乏、监管的丧失、……我们同情于白雪梅和其他被拐妇女以及她们家人的痛苦遭遇……
与其想着如何才能创造出一个万全之策，建立一个美好的桃花源，把凡世间一切的恶与丑都消灭，倒不如着手于真正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改善生产力的实现方式，当女性能通过某些途径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而不仅仅是作为生育工具存在，当普通村民有各种方式可以实现个人或联合集体产生价值，当权力意识从自上而下有一丝机会得以转化为从底向上，制度的问题或许可以迎刃而解。
人性永远都不会变，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它也相应表现出不同的样子，别以为或希望人性变得美好，而要用自己的行动促进环境的改善，从而影响人性的最终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