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修改实际上是对人的修改，这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对空间的破坏也是对人的记忆的破坏。而电影恰恰是对这个空间记忆破坏的一种抵抗，它在抵抗一种记忆的消失，影像非常好地能够让你回到一种空间记忆，哪怕是虚幻的。这恰恰也可能是某些权力拥有者比较敏感的部分。这也许可以理解，因为大家都希望保留美好的记忆，忘掉不愉快的事情。

它有原因有后果，你切断了善，恶也不存在了。（老子？

一个导演不应该过分承担那些社会和政治叙事，电影本身就是娱乐业的组成部分，它不应该是说教和宣传。当然，无论从作者论来说，或者说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你生活其中，有感而发，自然你是带有社会属性的，这是肯定的。但实际上，因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逐步的消失，造成了电影承担一些不一定应该由它承担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别的疏通渠道，比如说社会学的，或者历史研究的，人文科学的，出版的，不同言论观点的公共讨论空间和渠道等等，那这就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如果所有的出口都被封堵，电影就承担了一个非常大的功能，负荷过重。或者说电影作者被迫承担过重的负荷。艺术和社会学是两回事，需要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别盯着电影，电影只是一个补充信息，不是主导信息。主导信息现在不在位，这造成一个补充的视角成为主导视角，这本身就是一个误读，一个连锁性错误。

我只是提供我的个人视角，仅供参考，电影应该提供很多不同视角，不同解释，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这就会让一些事情有一个多样的状态呈现在公众面前，而不是只有一个主流解释，一个反主流解释，这中间应该有无数的视角，个人的视角。

从城中村走到姜紫成的办公室大楼，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但是两个空间的差距至少是二十年，这是中国实际的空间状况，是由意识形态和社会状况直接造成的，它就在那里，它就是现实。这个不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是社会状况创造出来的。你可以说这个城中村是一个特别的偶然形成的地理空间，但也可以理解成是精神上必然造成的空间。这就是我说的，在电影里，空间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

你要满足作者的观点，又要满足审查，基本上处在一个人格分裂状况。慢慢地，这个分裂的人格就驱动你和审查周旋，于是乎就更加分裂，分裂到侵蚀你的基本的作者属性，这就是整个的电影审查的作用。

我是反对这个说法的，这是一个什么词？我觉得这是一个犬儒之词，这是一个自嘲，因为你不敢戴镣铐，然后你又不敢尽情地跳舞，于是乎你发明了一个词是戴着镣铐跳舞，你认为这样既高于戴着镣铐的人，又高于跳舞的人。这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这是你自己骗自己。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表演性，戴着镣铐跳舞，你是要显示什么呢？跳舞给谁看呢？对我来说，戴着镣铐跳舞，就是你失去了跳舞的快乐，也失去了面对镣铐的沉重和尊严。我觉得这是你自己骗自己。

所有人作恶来自于他们善的理由……强调了人物的社会属性，而所谓的生理属性是被某种东西压制了。这些人物他们的社会身份都高于他们的人性共性。这是自然的，故事本身造就了这样一个状况。

如果说在八九年之前，你还能安安静静地看余虹的话，八九年之后，你不可能安静地看任何人，这是中国的现实。你花这么多时间看他干嘛？你赶紧挣钱去，时代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很多信息、人物来了，消失了，今天还是热点，明天没人记得，这是整个社会的状况，也不光是中国。我只是把模仿整个社会的状况放在一部影片里，来模仿这样一种状况而已。

当下同代人基本上形成不了一个整体，反而强化了阶级分割，反而回到最原始的，就是有钱人、没钱的人，“底层”“上层”“中产”这些概念。这时候你让姜紫成和余虹来沟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群体，就像以前的“星星画派”那种群体，很难出现。而且个人处境不同，个人选择也差了很远，很难找到一种连接在一起的概念了。所以你也很难简单用“代”的概念来描述。

耐安：你在历史或者在时代的洪流里面，你永远都是被裹挟着。如果我们要换一个时代，可能也不是这样，但是弄得好像跟斗士一样，其实是吗?这不是我们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