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18日
袁文殊厂长叫人通知我去电影局找他。我准时前往，原来他是把《不夜城》电影文学剧本正式交给我导演。他讲得非常亲切，他说柯灵写这个剧本，夏衍看过，非常满意，去年完成后，夏衍曾以文化部的名义推荐它为优秀剧本创作奖的候选评奖剧目之一。并且指定由上海拍摄，他与张骏祥和即将成立的江南电影制片厂厂长应云卫认真研究过,大家都认为发生在上海的故事，上海拍最有利。应云卫特别喜欢。
我没有告诉袁文殊在北京时我已听陈荒煤谈起过《不夜城》的事。临走时,袁文殊关照我，可以找柯灵直接交换意见。我只表示“读完剧本再说”"。
回到家里，我没有马上读剧本。因为我满脑子里翻腾的还是《沙漠里的战斗》，必须等到正式公演，接受观众和媒体检验才算是完成导演任务。
再说北京内部看片时的激烈对立意见还是很重的压力。需要认真思考。
1957年2月20日
张骏祥是内定的上影总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利用路过我家之便，专程来了解我对《不夜城》剧本的看法。他侧重的不是剧本而是改造红色资本家的政治意义，而是对导演的再创作提了些比较具体的处理建议。
张骏祥主张加强主要人物张伯韩年轻时立志实业救国的戏。抗日战争结束后，为发财也和其他投机商人一样套购外汇等非法活动。所不同的是在妻子面前,常常会自嘲,对自己的行为不满，这正是他的两面性。
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出他研究过《不夜城》，做了认真思考。听得出，他对这个充满家庭伦理情的资本家发展史题材很有兴趣。我很想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导演，可是忍住了。
江南厂导演谈《不夜城》剧本记录
赵明说:要减少政治宣传的痕迹，根据张伯韩的性格刻画他的性格变化。
黄祖模说:剧本要在张伯韩身上下功夫，集中表现他性格变化的几个阶段。比如抗日战争以前的挣扎，从提倡实业救国到抗战开始后投靠官僚买办，刻画资本家唯利是图的两面性。并且着重表现他解放后的思想转变。剧本中写的香港的戏扯远了，可以不要。
陈鲤庭说:作者意图很大，什么都想写，什么都没有写好。前面说张伯韩爱国,看不出他为国家做过什么。后来也没有发展，转变没有基础。
高衡说:太平铺直叙，人物跟着浪头起伏,该暴露的动摇思想没有暴露，“三反五反”太简单，资本家的两面性不清楚。
顾而已说:许多事都是用对话说出来的，不够形象化。只有通过活生生的事实展现在银幕上才会感动人。如果真的能通过家庭表现两代人思想矛盾的发展那才有价值。
王世桢则认为剧本里大年这个人物显得十分突然，说的大套马列主义的话很不真实。
何为说:《不夜城》最先叫《传家宝》，后来才改成《不夜城》的。其实内容大而无当，作者希望是好的，就是太简单，说明不了张伯韩是红色资本家的典型。
顾尔谭说:张伯韩只是柯灵笔下的一个资本家典型，称不上新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典型。
这些意见都不认为《不夜城》是个成熟文学剧本，这是应云卫始料未及的，当然被动。
1957年3月
大家的意见听来都不错，但太虚太空，柯灵是否能接受是问题。如果大家谈了不理不睬照拍,将来麻烦会更多。所以很想通过应云卫邀请编剧到厂里听听大家的意见，同时也听听编剧自己的说法。
可能应云卫这时才感到厂长不好做，责任难担当。所以他仍坚持要副厂长出面,无论如何要把上海的民族资本家请到厂里来座谈。这次，应云卫自己也提早到现场。
第一位发言人是高小文。
他认为《不夜城》写了工商业者的两面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形象，人物写得不错。只是缺乏深度，比如1936年受日本势力压迫，是高潮戏，却只有一个爱国牌晃过，很快跳到12年之后，戏没有展开，给人印象平淡，谈不上动人印象。再说1948年社会混乱非常严重，那正是国民党政府用金元券诈骗老百姓，使很多厂家卖出成品买不到原料，上海四大公司的货物都被抢空。现在剧本里写的仅仅是张伯韩的女儿抢购到几件花衬衫，与实际相差太远太远。张伯韩受敲诈是如何发展的，劳资纠纷矛盾怎么展开的，都轻描淡写，脱离真实。“五反”应当是重点，也没有展开。这个戏如果要拍,导演要认真考虑才行。
高小文的话似乎还没有说完。一个小伙子拿出一张报纸大声发问，“我不知道作者读过这篇薄一波的讲话没有，五反不是普通的小问题，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不夜城》怎么能坐在房里轻描淡写呢，作者有什么权利回避真实不写?”
第三位发言的是顾兰君，曾经是上海明星公司的著名演员，拍过40多部影片。现在她集资兴办了上海水龙带厂，还是静安区政协委员。可以说弃艺从商,最有亲身经历和发言权。
她坦诚地说，《不夜城》本子里所写的戏没有一场有深刻意义。太太劝丈夫去坦白是非常尖锐的矛盾，不是剧里写的那么简单。作者写的书记拒绝资本家投资更不合事实，张伯韩看公私合营那么好，更不合情理。香港的戏不应该要。
1958年
1958年1月28日
听传达
王力组织大家坐下来务虚,重点由他先说:1.搞群众运动;
2.关于对劳动的看法;3.自由与个性的发展;4.电影形势。
其实几个钟头听的重要部门就是电影形势。王力说:
建国十周年将到来，我们的任务重大。主题明确——突出共产主义
思想,比如人民公社、将军当兵、蚂蚁啃骨背头、吃饭个要钱等等定九进典型，换句话说是时代先进典型，也是民族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现
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风格结合。在技术方面，我们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在组织上，我们发动群众写剧本。他们都严肃认真，身心舒畅，克服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想法，充满共产主义思想与火热的干劲。他们三个题目写的是《人民公社》《中苏友谊》《下放干部》。
周扬在报告中说目前,电影创作形势好，电影要在群众路线的前面带头“人人写剧本”。现在，写得的人多是好现象。
我们的电影要代替小人书，能写故事片的写故事片，不能写故事片的写纪录片、艺术片、像报告文学一样的都可以。
写电影剧本可以培养新生力量。老厂抓质量,明年拍电影多。历史题材写出来，有保障些。重点题材，结合平日生活写，如《青春之歌》等等。对青年不要给琐碎任务。
关于写抗战技巧和思想问题,说明白点,都是作家改造问题。技巧本身就有思想性。事件堆砌多，痕迹也多，就不够艺术性。
不要学外国人的风格，可以学苏联的创作思想方法，但是不能抄袭，要有自己民族的风格。
老专家应该帮助新生力量,我们影片中的人物语言不够生动，太像在做宣传,结果削弱了它的艺术效果。
夏衍也说，剧本形势大有可为。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人人献计。我们只要抓得紧，抓到底，不断跃进放卫星，新剧作家就会不断涌现。共产主义开花结果就在后面。
我们要搞十周年剧目，可以用各个不同角度写人民公社，有地方色彩就更丰富。但是要写好人物性格，不要把干部写得高高在上，至于“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不要把它当尖锐来写。比如把民兵搞成正规化部队就不好。“大跃进”中的群众路线呀，平等待人呀等等都可以写。希望各个厂苦战三年，能改变面貌，出的作品，质量要好,数量要多。新人上来，队伍面貌也会改变。
不能都拍彩色片,老厂要协助各省拍好片子。
1958年3月
在厂里听形势报告,统一对下半月召开创作会议的认识
一、贯彻双百方针是否正确?有无偏差?
二、有无放弃领导或领导错误?三、孰错，孰对?
四、个人修正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在口?
一年来，上影成绩大，创作人员自己能发挥积极性。反右时很忙,仍然出了好片子，大胆放手，不等于放弃领导。《未完成的喜剧》等于脓疤,放出来也好。
有不良创作倾向，强调人情味，偏于家庭和爱情,过分突出一个女孩子不适当的作用，掩盖了正面人物游击队的力量——《三更寒》。《上海姑娘》这个女孩高于一切。这些都与修正主义思想有关。
到局里去开会时，要着重检查修正主义，反对创作上的个人主义。只有反对修正主义才能贯彻反右。
现在,有人想修改文艺方针，胡说“现在文艺不如从前,没有艺术价值，没有国际水平，既不真实也不美”等等，实际想用旧的善美观代替资产阶级文艺观，需要澄清。否则,百花齐放难贯彻。
领导必须克服“主观”“教条”“宗派”三大主义，继续批判它的危害。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全国生产80部影片，上影占三十几部。发展社会主义主要通过竞赛。创作什么，让艺术家自己负责。它的好处是“促进爱好相同的人，共同探索新道路”，“创作人员比较固定，取长补短，形成新流派”，“自由选择题材”，“把个人创作列为国家计划”。
目前存在的问题
职责不清。国家生产矛盾没有处理好。拍电影不是写小说,它是集体劳动，发生问题了，需要解决。反对粗暴批评，但是正常批评还是必需的。不同意见可以保留。
作法上不强求统一。可以单干,也可以互助。今年先搞创作集体，经领导指派,也可以发展成为高级社。
创作集体领导人，制片人、文学领导人，老导演都可以做，甚至可以吸收一位摄影师或者一位作曲创作集体作为核心领导。领导人有权，对生产要负责任。
领导人必须保证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要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厉行节约，出了毒草，是公司点头的，公司负责。否则领导人自己负责。
创作集体不能形成行政机构。它可以联系某些作家，也可以吸收专职编剧。公司领导对集体应该支持,对建立的合作就要给优越条件帮助。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取消文艺级别。失败的集体可以不要它。
个人应该写五年至十年规划。十年之内如何使自己能又红又专。以十年为期——两个五年计划，形成骨干。新生力量在十年内能拍7—8部戏。两年劳动、舞台实践、演电影。
1958年3月
传达周扬发言
一、要打破常规，克服保守
保守是客观存在。我们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后，发现过去电影生产关系不行。去年开始下坡，整个生产方针变了，有人想走回头路，对“下放”表示怀疑。右派利用机会抹杀成绩,没有那么严重。
不经过反右与整改，生产35部片子是不可能。打破常规,就要有新标准代替。比如过去坐在办公室批公文是常规，现在干部下车间解决问题，这就是打破了常规。我们是革新者，不是完全不要规章制度。哪些应该抛弃，哪些应该发扬，都应该明确。妨碍我们生产的，坚决不要。不管来自英国或者美国，乃至苏联,如果对我们不合适，就不要勉强。
电影应该是文艺界走前头的，特别是上海，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更进步。海派，不那么保守，可以大胆革新。困难一定有，浑身是劲，困难就不存在了。电影应该在世界市场上去竞争，去竞赛。现在故事片是2500与250之比，社会主义阵营出的片子太少了。我们至少每年要(2500)比600部片子才能起作用。
在国内，我们至少一个星期要给大家看一部技术和艺术质量都比别人好的片子。只要无害就可以，无害就是益。
主要是剧本。1957年出的长篇小说有39部，打破了纪录。是否可以利用好的拍电影。中篇也有40多部，不一定要求作者改编，你们自己也可以改编。我们的干部下放后，剧本还会增多，一年能有6-7部戏曲片也好。农村很喜欢戏曲片,把戏曲故事改编拍故事片也好。
话剧本来是个丰收节目，但是上海话剧落伍了。《陈三五娘》就可以演成话剧，同时可以推动戏曲改革，电影向话剧学习。《乔老爷上轿》为什么不能改呢?也可以改呀!这是发扬传统。五四时代的作品也可以改。
上海市对剧本，原则可以自己决定。有些做法，中央文化部有意见，市里可以不接受，可以有个人做法风格。只有说明自己对政治，对艺术负责。不过，有时艺术与政治责任难分。一部影片出来后，总有批评。你们也可以组织批评。
照明，要缩短时间想办法——多、快、好、省，贯彻质量要求。我们不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批评，也不采取层层审查，用讨论方式进行批评——比如批评《雾海迷航》。资产阶级总是把生活简单化，把旧时代的东西当成现代新东西、当美。他们没有看“人的关系一直在改变”。
变态的想法当美，不正常，喜怒无常。《三里湾》被歪曲了，连动作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它对“美的看法是旧看法”。把变态的东西当做健康的东西也要打破。《雾海迷航》影片修改后还是可以放映。
电影队伍要“又红又专”，目前后继无人。政府还在精简行政人员，增加创作干部和生产人员，推动全国电影的发展。
1958年5月
在上海市里找生活素材。
1958年5月8日
听徐平的讲话
一、对八年来工作基本估计
脱离群众很严重，普及工作不够。与工农兵越来越远。
对文工团改编是肯定的，因为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改编的方针有漏洞。居然没有人提出要求“继续为工农兵服务”。而是片面强调专业化,强调剧场艺术。甚至思想改造也取消了。
二、这次整风反右，使文艺生产大解放，生产大跃进
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剧烈而尖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消灭，要彻底消灭。我们要改造它，不能自以为是没有问题了，我们部分领导只是应付，有的还有对抗情绪。领导不管思想非常错误，说明领导除有官僚主义外,还有一定程度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文化大跃进和生产大跃进的关系，首先就是要为经济建设服务。适应经济基础需要。不能跑到经济基础前面。一定要先有经济基础的高潮，然后才有文化高潮的到来。
“衣食足而知礼节。”
哪个先跃进，哪个后跃进。哪个大跃进，哪个小跃进,都应该根据经济基础。配合生产需要，不能妨碍生产。
思想和文化事业就不同了，思想要站在经济建设的前面做引导。因此，“兴无灭资”的跃进应该在经济建设的前面。如果没有思想跃进，建设跃进越多越坏，会走上资产阶级道路。文化跃进必须思想跃进在前。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有社会主义的干劲。
不能强烈感染人，打动人的都属“废唱”。三、两条路线斗争
我们需要的文化艺术是为政治服务，为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的“三为”与资产阶级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是思想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决不能以修正主义代替无产阶级的要求。
今天，社会主义来得快，我们准备不够。资产阶级文化影响也很大。虽然我们反了多次，但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就没有人能写出《黄河大合唱》。
反对修正主义有两条:要不要党的领导和文化科学要不要为政治服务。我们都要从资产阶级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做到以下几条:
1.政治挂帅，为工农兵服务﹔
2.依靠群众,创造文化,由专家在群众中形成;3.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兴无灭资;
4.建立又红又专的文化大军，团结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其诚心诚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5．勤俭办一切事，铺张浪费走上资产阶级道路;6.文艺依靠党才能蓬勃发展，实行多快好省;
7．党性是共同的风格——无产阶级的民族风格。但不掺杂个性，个性是在民族风格之下具备的独特地位。
任何工作，思想上首先要明确自己是中国人，而且是“活着的中国人”，是“新社会的一员”。少数人是“文化买办”，贩运外国东西，毫无党性，没有一点民族自尊心。
有人要当死人的奴隶，说“外国人好,死人好，外国死人更好”——其实是洋教条。
风格的形成，是测量无产阶级的成熟程度，诸如诗歌、歌剧、文艺理论、话剧、小说等等都要搞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也是我们要的风格。专家不反映，群众自己会反映。搞地方革命史、地方志，都是我们自己的风格。
利用10—15年时间在全国实行文化大普及。普及是树立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普及是根本，在普及基础上提高，是从六亿人民出发的。
1958年5月9日
袁文殊讲话
去年比较好的片子有《边寨烽火》《女篮五号》《海魂》等;《寻爱记》《上海姑娘》《乘风破浪》《幸福》，等等。今年看了就不舒服。现在拍故事片不行了，最好拍纪录片。《寻爱记》格调不高。《凤凰之歌》没有反映时代要求。土改后农村富农猖狂,看不到阶级路线。片子的思想是个人主义的。《上海姑娘》比《寻爱记》好一点。但很多戏看不懂。镜头跳动太大、太快，创作者对生产不熟悉。《乘风破浪》中，青年演员好，问题还在编导。有些把“次要”当“主要”写，如不健康的落后的工人喝酒呀，不真实。现在，农村变化了，可以结合拍纪录片的方式重新编导。目前，电影的贫乏，首先是思想的贫乏。先找题材，找全资料，拍成纪录片，再提高。闷坐在屋子里搞创作，是象牙之塔的东西。编导演都一起下生活，写新东西。可以在工地上写，党政机关干部集体讨论。一切副业都可以介绍。
主题对了，每省搞两个节目。大省可以三个，小省一个。演员参加摄制组，导演下去一年或两三年再回厂，是个历史纪录。把先进与落后对比写。演员白杨和张瑞芳都可以在影片中出现劳动。
纪录片不一定“真人真事”。可以塑典型，但地方与人，一定要真实，也可以用演员代演。
目前，生产关系发展,文艺队伍还是练兵好机会，放手让大家搞。大
作品在小作品后面会出现。
电影要马上拿出作品。厂长、副厂长也到现场交谈，但不能妨碍创作。领导总想工作要加强，坚持民主集中制，有问题走群众路线解决。如果大家都不赞成的题材，可以停拍。即使浪费一两个本子，也是为了提高。
电影，毒小的可以放，展开讨论，强调群众批评，外行批评比内行好。因为内行仅热衷谈技术。我们必须大量普及，才能出人才。
要有独创精神，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抄袭别人的东西。去年我们的片子出得不好，不要悲观。1956年我们的片子在国际上没有得奖，反而是荣誉，因为修正主义在搞创作。我们不能随便听别人的话。
我们一定要“中国的民族风格”。人情味也要有阶级性。有个女劳模说:“如不完成任务，我就不结婚。”这就是拼搏高尚,有气魄。
千万不要迷信外国，不要在死人堆里找骨头。要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思想是灵魂，抓住艺术思想才是好东西。我们学习方法是，一想、二看、三读、四谈、五讲、六写。
大胆敢想，多看实，多读书，读了再读，要经常讲，做报告——要先写出来。
总之，基本精神是实践,进行改造,结合拍纪录片。不能像现在这样,大家头脑空虚，装的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渣子。
1958年5月10日
石西民发言
整风成绩很大。打了右派，解放了人民内部矛盾。在政治思想收到了“灭资兴无”(的效果)﹔明确了积极和消极两种不同工作方法的矛盾。另外有三种情况得到纠正:
反映出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存在主观主义;领导方法不行。
现在，算是端正了政治方向，业务方向以及为工农兵服务方向。我们现在做的思想工作。迫切要求检查思想，自我改造，破得不深不透不行。继续发动群众，继续大字报批评。缺什么补什么。大家能在这个五月里做出显著成绩最好。关键是抓思想问题。艺术团体边创作，边劳动，边辅导群众。电影厂也这样,深入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这是最好的方式。
老八股、洋八股都有存在。洋八股比老八股的势力还大。我们应该有“中国习惯”的国际标准,不能洋人都是好的。人家看我们中国，也是洋人。学习苏联，用教条主义不结合中国实际是错误的。大家应该厚今薄古。学斯坦尼拉夫斯基，追求技术，脱离政治也是教条主义。
没有工人阶级感情，马列主义学不好。脱离中国实际看中国不行，不能解决我们的任何问题。立场不改变，讨论不出结果的。目前最大的障碍是松劲。所以每个人继续大破大立，检查和修订自己的红专规划。
1958年5月12日
开始闻风而动，我带着场记潘奔等首先在上海市各单位搜集好人好事材料。最先确定的几个单位都是报导过的,如“五味斋”饭店的三号服务员，儿童用品商店的老张，欧亚电讯器材厂的团支部书记;还有医疗机械厂、新亚药厂、大众印刷厂等等，报上大张旗鼓宣传过的五好单位（即服务质量好、经济管理好、商品供应好、清洁卫生好、团结互助协作好)。我们都挨家走访。早出晚归，满脑子装满“好人好事好单位”，就是拍摄纪录片显得太单薄。内心有点不知所措。
晚上听各组汇报也都是大同小异的困惑。实在变化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行动实力。还不能直言，“唱反调”的罪名谁都担当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