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03-24

柳堡的故事:党•集体•作者——“柳堡的故事”创作的体会石言

文章名称: 《党•集体•作者——“柳堡的故事”创作的体会》
文章来源：《中国电影》
作者: 石言
发表时间：195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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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子和小说

1945年4月的一天，在江南天目山区,我到连里了解工作回来,年轻的副班长徐金成送我。走到山腰的凉亭旁,我们坐下来,面对着红透竹林的晚霞,他谈了一会战士们的思想,忽然换了声调说:“我也有个‘军事秘密’呢!”

于是,他告诉我,去年在苏北宝应休整时,在帮助群众劳动中,他认识了一个姑娘。用他自己的话,是“我们手也不曾拉过一拉,可是很要好。”部队要南下过江了,他知道可能从此永别,他很难过,甚至想到脱离部队,去地方上工作。

事过境迁,他说得很平淡。姑娘爱他,他有些得意；有过落后思想，他害羞；倒底站稳了立场，他自豪。

他圆脸映着夕阳，眼睛光闪闪地，望着竹林深处。他说：“呵，抗战真的快要胜利啦！”他没有说下去，我也没有问，因为晚点名的哨音响了。

后来，在日寇投降时的大反攻中，他在江南牺牲了。

他的话，却和其他战友们的心腹之谈一起，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耳际。

1949年全国解放，我重病住院，老战友们来看我，谈起宝应地区的解放翻身，触动了我。到底，幸福的日子来到了，宝应的姑娘一定分得了土地，结了婚，也许都抱了娃娃了。徐金成如果还健在，也会感到欣慰。继而我想到，人们往往只知道革命都牺牲生命，却不很知道，许多革命都还曾牺牲过爱情。而后者，有时比前者还更困难。

我想，把这一点写出来，该有些教育意义吧。

党把我放在战斗部队中，放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因而，我对新四军的、南方的青年战士是熟悉的，热爱的，对苏北的人民是熟悉的，热爱的。因而一旦有了主题，我感情汹涌，生活印象纷至沓来，情节也就水到渠成。我在枕上写作，时而欣喜，时而含泪，完全回到故事发生的当年。

写到李进别了柳堡地区，随部队南征，我却写不下去了。原来，爱原始材料的影响，我曾经考虑过是否能把结尾写成这样：1949年大军南回，指导员去柳堡见到二妹子，李进却牺牲了。这固然接近曾有的事实。可是我感情上不能忍受，觉得反而不真实。是的，许多忠勇的战士牺牲了，他们牺牲得光荣，有价值；而更多的战士，却和人民一起得到胜利，得到光荣，也得到幸福。我们的时代是人民胜利的时代，大团圆的时代，阴冷的色调是不典型不真实的。这一点，后来在批判“洼地上的战役”的时候，我更深刻地感到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小说发表的时候，李进和二妹子胜利重逢了。

二、从批评中得到教益

作者是幸福的，如果他的作品基本上为人民所肯定，而又能得到许多正反不同的批评。

作者最初往往不清楚认识自己作品的坏处和好处，许多论点各异的评论和口头的褒贬像许多镜子摆在各个不同的角度照见了一切。批评提高了我的认识。

我认识了我的“李进”，他在这样的意义上概括了农民出身的革命战士的命运：个人利益、地方性的利益服从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在坚决斗争中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得到了统一。同时，李进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爱情问题上，而他对爱情的态度，又是和他的刚强、热情、聪明、高尚的性格分不开的。作品就应该通过他自己的性格和特殊的冲突来体现它的思想意义。

我认识了我的“指导员”，他身上有另一种矛盾：维护革命利益和关心战士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党为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奋斗，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但只要革命利益许可，党主动地、无微不至地关心解决同志们的个人问题。而鼓舞和督促每个同志为革命利益牺牲奋斗，又是爱护同志的最根本的原则。指导员必须体现上述的原则，右了是危险的，“左”了也不应该。

同时，批评使我明白，我过份强调了爱情的力量和重要，我的人物为女孩子的命运和自己的爱情过份激动，李进为了救二妹子竟成为不顾纪律不顾一切的人。我还通过指导员同情和肯定了这种个人狂热的思想感情。指导员的性格就是我的性格，在小说的初版中，我世界观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因素有所暴露。

我衷心感谢那些否定“柳堡的故事”的批评，它们使我看到自己的弱点。

后来，在反胡风斗争中，我惊异地听说，有两个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曾从他们的立场观点出发“捧”过我的这篇小说。这使我更清醒了，啊，原来他们在我的人物身上嗅到了个人主义的气息！嗅到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气息！

在改编电影的过程中，1954年初，周扬同志曾在信上对我们提示道：“最关键的一点是部队的纪律，特别是军民关系方面的纪律问题，如果这恋爱是发生在部队和驻地居民之间的话；同时又是在紧张的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像恋爱这类属于个人情感个人幸福的事，就不能不退到生活的极不重要的地位中去。因此，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不只要表现一种纯洁的、真正高尚的爱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适当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摆好，那就要成为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了。……在这种时候，恋爱在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越小，它的价值就愈高，”

这种种批评鉴戒和指示，结合着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对“柳堡的故事”电影剧本的编写起着海图和指南针的作用。

三、电影剧本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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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江同志在1950年就开始改编这个电影剧本。从那时算起，到1956年底剧本下厂，断断续续有五年半之久。

因为，虽有上述的指示和批评，但思想艺术水平低下、经验缺乏的我们，还是常常迷路。第一次大弯路，是轮到我执笔的一遍。我写的“李进”完全成为“言论小生”；二妹子被抢时则被绑在桅杆上（因为敌人知道李进要一枪打断桅绳）。当时军委总政文艺处的负责同志曾给了恳切的批评，并说：“同一个作者，同一个题材，竟会有如此不同的作品！”这一次的讨论和批评总算把我们从歧途上叫了回来。

第二次大弯路，是我们忽然觉得应该“反映时代”，应该写大斗争。宗江同志和我商定了一个方案，把故事放在1946年，把敌人变成蒋军。于是大规模运动战，在撤退，还乡团，二妹子在敌后斗争中成长，大反攻……打得不亦乐乎，自以为能激动人心。但剧本拿到总政文化部，座谈会上多数同志不满意。有一些同志说：“不是柳堡子！”原来，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却为我们这种文艺学徒所不知：主题本身不能承受外加的大量素材。这样，我们重新回到原小说身上来，实事求是地、单纯地表现原有的戏剧性冲突，也可以说是经过了一次“否定之否定”。

这两次弯路的时间是两年。

此外，纪律问题、部队婚姻政策问题、正面人物的缺点问题、抒情的分寸，以及影片会不会有刺激部队恋爱的副作用等等，都一再使我们伤透脑筋，拿不定主意。

感谢许多首长和同志的鼓励帮助坚定了我们写成它的信心，并使我们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他们看提纲、看剧本、写信、座谈，不不厌其烦。有几位同志，差不多我们写一遍，就要看一遍，实在够腻的，面他们始终尽心竭力，座谈会上许多发言，当时简直感到莫衷一是，无所适从，而今却觉得是反复辩证。不是这样，我们不知还要糊涂到什么样儿呢！

四、没有解决的

终于，剧本通过了。导演王苹同志参加了最后定稿。我们非常感谢她，因为她坚定地支持了剧本的抒情风格，她热爱这个剧本。像李进在指导员问他有没有和二妹子讲定的时候说：“没有，讲了也作不来数的，万一我吃颗‘花生米’报销了呢！害她？”我们原已删去了，王苹同志说：“这种话，会使许多女同志感动，这正说明李进的爱情是高尚无私的嘛！”这才恢复了。在她的建议下，我们又创作了一些小说中所没有的情节，如二妹子扯断围腰的带子，小牛拉李进看二姐绣的信物等等，使剧本比以前丰美了一点。主题歌，也是在这里挤出来的。

可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并没有搞好。

首先，由于我们，特别是我，性格上的弱点，我们在李进的坚强和多情的矛盾中摇摆不稳（其实这是可以统一的），结果还是稍多地强调了牺牲爱情的痛苦.这一点,竹可羽同志在”大众电影”上写的评论中指导出得很对，今天重新读一遍周扬同志的信，就更明白“位置问题”的重要了。

其次，小说编成电影，李进在出征前夕的内心斗争无法充分表达。这种内心斗争只能放在内心，脸上还是应该像前面所提到的徐金成那样带着自豪的微笑。即使像现在电影中李进向指导员诉说那样，已觉严重了一些，人物软弱了一些；当然李进更不能有任何行动。在当时的军队生活中，军民关系中，任何行动都可能是违反纪律的。而电影却要求动作性，如果能使李进在出征前还和二妹子会面，那冲突可能更尖锐，动作性也更鲜明。这一点，我们尝试着写过许多种方案，始终没有能够完满解决。于是只有现在这样的大段自白。我坐在观众中听着，看着，也真替演员捏一把汗。而正因为应该有高潮的地方不能出现富有动作性的尖锐冲突，也就影响到影片的节奏到后来反而弛缓了。

其他，像二妹子的精神世界没有能更好的展开，像柳堡人民的斗争未能用简练的描写更本质地表现，尤其像指导员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是通过第一人称自叙，较充分地刻划了的，电影中他的形象减弱了。这些，都是我们能力所不及的。

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首先就是由英雄们烈士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所创造的功绩。再者，在我们集体主义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作品，又都是在集体的帮助下产生的。党所领导的革命集体帮助“柳堡的故事”提练题材，克服缺点，并使我们作者在思想品质上也有所提高，在合作关系上也严肃融洽。我们深信，这部电影中所存在的思想上艺术上的缺点，将会在对电影的批评讨论中得到解决，为我们今后的写作准备良好的条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