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多视角叙述使得电影文本有着一定的叙事学研究意义，但这种叙述手法在电影中并不算新奇，也并为未电影的影像表现提供映射的动力，但是在人文意义或叙事美学层面，这种文本设置却恰到好处的提炼出了普遍性的问题。

三重视角的穿插式讲述为电影营造了悬疑性和更为广阔的文本解读空间，但随着倾向于“真相”视角的线索的推进，可供挖掘的空间也在逐步减缩。如果说电影将一开始由母亲视角所展现出的教师体罚行为作为意义设置的终点，那么留给观众的印象只能是破碎的荒诞画面，并且将无限的流于浅俗。由被叙述对象表面的恶与阴暗所营造的荒诞空间，只能提供一个空泛的社会学批判，进而衍生出更加庸俗与“谄媚”的同质化批评行为。

而第二重视角的补充与镶嵌型叙事不但确证了前一层叙事的局限与不可靠性，还将麦野凑重新设置为了霸凌与施暴的主体，从而实现叙事上的又一次反转，但这次的叙述依然是不可靠的，它用障眼法悬置了“真相”，延宕了真相的来临，使观众沉浸于又一次无限逼近真实的视觉体验。

随着叙述的不断推进，事件的“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而这时，文本又给观众提供了一次“社会—群体—个体”的批判机会，将崛老师作为“狩猎”式的对象加以剖析，进而连带出整个社会的权力话语体制，但如果观众转向了这一条批判线索，那么影片最后所呈示出来的“温情叙事”就被彻底悬置了，而获得了一个僵硬的收尾。

坦白说来，出色的编剧和文本设计的确为这部电影增添了不少特色，在叙事层面承担了文艺电影的责任与使命：不断在感知美学的面向打破观众的期待，在既往逻辑规则和常规经验的层面破坏了观众的期待视野。但从电影本体论来讲，出色的文本编排却在一定程度上毁损了影片的作者性，影响了导演风格与视野的进一步展开，而落脚点被最终归结在了仍显浅薄与缺乏锐气的“和谐性”人文主题上，可以说是一种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