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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开场，23:35落幕，275分钟的纪录片，是我坐在电影院里看完的最长一部电影，在这四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先是安静地观看，之后是调整坐姿，中间有过左顾右盼，也有过朦胧入睡，只不过各种姿势和表情在不亮灯的影厅里被隐藏了；期间，也从坐着的最左侧H排1座位置像前、向右、甚至向后投射出目光，看见有人因为迟到弯着腰找到自己的作为，有人则从座位上站起走向后门，还看见我的右侧坐着的是导演周浩，后面则是导演杨荔钠，或者，发现有人靠在座位上已经入睡，在电影没有结束之前，也有人最后提前退场。

右前方是绵延了275分钟的纪录片，影厅里是观影纪录片的各色人等，在这个被时间和空间封闭的世界里，有人迟到，有人瞌睡，有人退场，当然更多的人从头至尾完成了观影——屏幕之下仿佛是另一部纪录片，在幽暗、无声却动静有别中上映，每个观众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没有必然性，也没有统一性，这是不是也契合着怀斯曼《波士顿市政厅》里所表现的主题：宽容和多元？纪录片一开场，被怀斯曼记录的就是各种人声，市政厅推出的“311热线”中，电话这头是工作人员，电话那头是求助和咨询的市民，在这头和那头所构建的对话中，在不同人声的互动中，声音组成了一个多元的世界；而到了最后，怀斯曼再次记录那些从热线电话中传出来的声音，从开始到结束，热线电话构成了言说的方式，在对话中，在声音里，不仅仅是政府为市民提供服务的一种方式，而且也是以宽容和多元的方式建立沟通的渠道，而这正诠释了波士顿市长马丁·J·沃尔什的施政理念：“我们要有真正的对话。”

从对话开始到对话结束，怀斯曼绝不仅仅是用一种形式呼应主题，当用对话阐释市长的施政理念，对话又该如何发生？其实在“311热线”电话出现之前，怀斯曼却把镜头对准波士顿市政厅的那些建筑，在几乎是空镜头的静态展示中，波士顿的摩天大楼耸立着，低矮的平房和联排式的红砖公寓则体现着市民特色，当然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市政厅的建筑，1968年建成的波士顿市政厅由卡尔曼·米基奈和诺尔斯设计，它表现了最显明的“野兽派”风格，也正因为这个原因，2008年它被评为世界上最丑的建筑之一。而在怀斯曼的镜头里，从开场的空镜头展示，到后来不断插进来形成和动态叙事互为补充的静态景观，“野兽派”建筑和最丑的建筑构成了怀斯曼的一种隐喻：它在感官上缺乏亲和力，甚至让人产生某种畏惧感，这种夸张式的丑态制造了距离，就像电影海报上以仰视的视角所拍摄的市政厅，突兀在那里，仿佛一头正张开大嘴的大白鲨——是不是波士顿市政厅所代表的政府就是一种噬人的怪兽，它背后的权力就是一种野兽般的存在？

的确，建筑外观上的高大、威猛、怪异，是制造了视觉意义的一种疏离，而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对话，也存在着某种隔阂：市民必须通过旋转门才能进入市政大厅，而里面还有安检门、红外线扫描仪，甚至直接站在办事大厅的柜台前，市民和工作人员也隔着一堵墙。系统仿佛是深邃的，仿佛是遥远的，但这或许是一种表象，正是从这个怪兽身上，从这道门开始，深邃、隔离的通道却成为对话的必然渠道，和311热线一样，成为政府和市民沟通的重要纽带，成为连接的重要桥梁：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市民关于救助流浪动物、道路维护、甚至房东和房客的矛盾等琐碎问题都得到了落实，而交通贴罚单、食物银行中欢乐的火鸡接力赛、给宠物洗澡也在线下得到了解决。

对话已经展开，对话持续进行，“我们要有真正的对话”成为一种实践，那道向外开放的门是一个标志，而在更多问题上，波士顿市政厅作为政府机构，开始寻找各种对话的形式。一方面，怀斯曼的镜头对准市政厅的内部会议上，沃尔什在不同的会议中强调要为市民切实解决问题，他要求服务部门跟进市民反映的现实问题，并着手进行解决，他强调的是：“我们的工作是代表和支持波士顿人民。”另一方面他以更开放的方式建立和市民的对话机制，311热线电话是其中的举措之一，而各种讨论会更是针对各个层面的问题，无论复杂还是单一，无论棘手还是简易，对话无处不在。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建设中，每个人的权力都得到了尊重，同性恋情人在这里结为伴侣，独居老人家的鼠患在这里得到解决，男人的停车罚单在讨论后被取消，残疾人的方便同行被重点考虑，女性在这里通过专业协会得到了平权的机会，社区人员参与社区的建设讨论，有色人种协会则努力改善不同人种的生存困境……市长沃尔什走向大街，走进人群中，和他们进行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完全可以看成是民主政府的最亮名片。

“更开放的对话，更多元的解决方式，更好的民主。”这是沃尔什在演讲中提到的理念，当市民遇到的各种问题，都通过对话得以解决，“更好的民主”就是在政府和市民之间建立一个通道。但是，为市民解决事无巨细的困难，这是政府本身担负的职责，当通过热线电话、边门通道、议事会议等形式建立对话的机制时，在凸显政府的民主时，是不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反衬出政府的权力构建？或者说，这种处于政府本职的对话反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言说？怀斯曼似乎也不想仅仅拍摄这样一种对话，他更深的意义挖掘则让多元性去除了阶级性，从而建立一种真正的平等和包容。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在政府层面上，沃尔什是市长，是政府权力的体现，但是从个体意义上说他却具有多元性：他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曾患过癌症，有重度酒瘾——这样一个形象自然无法和市长联系起来，但也正因为此，沃尔什才是具体的，真实的，个体的人，当把自己放置在普通民众的层面，所谓的政府权力就可以从这里抽离出去，剩下的或许就是人人参与、人人对话的“社会性合约”。

这种解读，其实在“怀斯曼的凝视”中就得到了阐释，作为怀斯曼的第45部纪录片，90岁高龄的他亲自担任导演、制片、剪辑，“零采访，零旁白，绝少配乐”的纯观察式拍摄手法，延续了其“直接电影”的风格，但是怀斯曼就像波士顿政府一样，并不是隐形人，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影像后面制造对话，当问及在这部“直接电影”中，现实语境之外是不是具有一种象征语境的时候，怀斯曼举例说到了老兵举行仪式那一幕中，现实语境当然是军事博物馆里的纪念活动，但是从这个现实出发，无论是舞台之上护旗的老兵，还是台下庄严肃穆的观众，无论是这座军事博物馆，还是墙上的绘画，都带入了一种象征语境中：这是美国独立宣言起草的地方，这里有经历了战争的人，“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建立的历史”，而更深的含义则体现在政府这一维度中，美国宣布独立，是因为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一个国家的诞生；老兵经历了战争，恰恰证明是政府的缺失导致了战争——所以老兵纪念活动具有双重的象征意义：它既凸显了国家的重要作用，又隐喻了政府的职能缺失可能造成的困境。

而体现在“波士顿市政厅”里，怀斯曼说，当政府功能缺失的时候，他们就会着手去建立一种社会的合约，这种社会合约建立在社区公民和政府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功能的补充，“政府如何去履行他们的社会契约，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契约，一切都会非常混乱，大家会互相争吵。”也许是翻译的问题，在“波士顿市政厅”里，政府功能并没有走到缺失的那一步，建立的社会合约也应该是政府功能社会化的一种表现，怀斯曼的意思或者就是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多元的、社会化的对话关系，就如市长沃尔什，从政府官员到个体意义，爱尔兰移民后裔、普通工人家庭、曾患过癌症、有重度酒瘾都成为身份的一种标签，也成为书写这一份“社会合约”的基础内容——从行政机构的运作到社会契约的书写，从政府职能的丰富到城市管理的神深化，不管是国家制度，还是政治体制，不管是城市职能，还是社会契约，它们都必须在平等对话的维度中才具有生命力，才能形成真正的民主。

在一次关于大麻零售店预案的讨论中，白人和亚裔组成的团队坐在台上，非裔的住户坐在台下，看上去台上和台下造成了一种人为的对立，在触及具体问题时有时甚至剑拔弩张，民众的质疑在于：“如何保证店面外不会因拥挤而造成暴力？”“为什么你的团队没有 ‘长得像我们’ 的人？”……看上去讨论毫无结果，但是在双方越来越深入的对话中，态度都是坦诚的，对于问题解决也达成了共识，而波士顿市政厅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对话，但是提供了这一机会，所以这样一种看似纯民间的对话却并没有让政府成为隐形人，相反，它在搜集更多民意时掌握了主动权，为决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只有这种社会性契约的书写，政府才能切实“代表和支持波士顿人民”，才能“有真正的对话”，才能建设和实现“更好的民主”。

从外观丑陋且怪异的“大白鲨”，到311热线里直视的现实问题，从深邃、隔离的办事通道，到各部门举行的讨论和会议，从老兵纪念活动现场的战争隐喻，到市长强调自我的身份，在“直接电影”的镜头下，怀斯曼制造了双重叙事，波士顿不仅被观察、理解和移情，而且也成为社会合约的一个典型，正如海报上打出的那个片名一样，是“City Hall”而不是“Boston City Hall”——当淡化了城市标签，当取消了地名标注，这一建立了多元、宽容对话的“市政厅”就是所有美国市政厅未来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