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寰亚电影在2015年宣布影片的拍摄计划时，它的片名本是《八部半》——借了和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名作的中文名。当时参与这个项目的导演除了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岭东和徐克之外，还有吴宇森。大家达成的共识是，这八段影片必须用胶片拍摄。它以五十年代的香港为起点，八位导演各自抽选一个十年作为背景展开故事，并以最后一个“半部”作为对香港未来的展望而收尾。可惜的是，在此过程中，吴宇森因身体状况不佳退出（让他抽中的七十年代成为令人遗憾的空档），而林岭东更于2018年因病去世。寰亚在2019年携着林岭东的遗作部分重整结构，终于成为了现在《七人乐队》的模样。

也许直到看完全片，回溯影片的整体样貌，我们才会意识到《七人乐队》和前两年在国内一时火爆的“我和我的XX”系列影片几乎处在同一个序列里，我们甚至可以依此给它取一个更通俗易懂的副标题——“我和我的香港”。这七位在香港电影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导演，各自在十多分钟的时间里给香港写了一封带着强烈个人特点又心意绵绵的电影私信，从中我们看到了他们每个人眼中过去、现在和未来香港的模样。

当摄影机徐徐移动走上高楼天台，一群身穿练功服的神情严肃认真的少男少女列队出现在摄影机中，我们大概可以迅速想到这部片的导演是谁。洪金宝的《练功》是这七个片段中最能激起观众好奇心的作品。一方面，作为香港功夫电影的开创者之一，他此前从未执导过纯粹的剧情片；另一方面，作为演员，他又是香港功夫片明星中文戏演技最出色的一位——早年在《八两金》中和张艾嘉的对手爱情戏至今让人难以忘怀；我们经常能在他喜剧化夸张的表演背后，看到一丝率真的情感流露。

果然，作为《七人乐队》的开场之作，这短短的十分钟便浸透了洪金宝对于逝去时光的深情追忆：在七十、八十和九十年代叱咤香港影坛的大哥级人物，如果没有儿时勤奋汗水铸成的磨练之路，怎会有随后的风光无限。但这一段儿时的练功回忆并非是苦涩不堪的痛楚，反而被洪金宝渲染出了一股独属于八十年代港片的轻快和乐趣。在练功、偷懒、被罚与刻苦等不同情绪动作的转换中，似乎洋溢在旧时功夫片中的动作灵魂和喜剧精神又回光返照般回到了银幕之上。镜头中练功的孩子们脸上充满了如此自信，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无可限量的未来在前方等着他们。正是这一点，现在看来让人无限感慨不禁泪目，叹息那辉煌不再的香港电影正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褪色而去。

《练功》中浸透着的轻盈又动人情感让人赞叹洪金宝不为人知的细腻感性一面，同时它的形式也几乎囊括了后面六部短片的所有构造特点。首先，秉承着香港电影对于叙事的不同观念，这七部短片几乎没有一部是以讲故事方式展开的。相反，它们着力追踪的是超越故事之上的情绪展现，而这一点是在跨过了故事情节的束缚之后，通过人物的形象和关系塑造而展开。《练功》中的师傅与徒弟，《校长》中的老师与学生，《回归》中的爷爷和孙女，《迷路》中的父亲与妻儿都是带着传统中国意味的长辈与晚辈关系；而谭家明的《别夜》和杜琪峰的《遍地黄金》则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情感与金钱关系的写照。

其次，除了徐克的《深度对话》，其他六部短片都采用了拼贴式的剪辑手法，将人物的状态、情感、动作和不断变化着的节奏与画面触感结合起来，这同样也是香港电影受到八十年代动作片潮流影响后留下的“后遗症”：形式化的表现主义特征抹去了讲故事的“习惯”，而采用更加感官化的方式去感染观看者的视听神经。

杜琪峰的《黄金遍地》几乎是拔得了港式形式主义的头筹：三个炒股炒房做发财梦的年轻人坐在茶餐厅里语速快如连珠炮般的吐出财富泡沫，在发财、亏本又发财的跌宕起伏之间体验着瞬间坐过山车般的心理动荡；但高速切换的片段却突然在某一刻静止了下来：当三个人站在茶餐厅门口，看着店主在深夜将非典时期住在淘大花园的一家人挡在门外，禁不住喃喃自语：“我们能帮他们点什么呢？”。如果说其他人都在用温情和感动刻画个人与城市之间的关联的话，那杜琪峰是真正抓住了香港的脉搏所在：金钱充斥了香港人的大脑，但共情也是这座城市潜藏的朴素情感，它们看似矛盾，但又是港人不可分割的个性一体两面。

形式主义在谭家明的《别夜》中则变成了对法国新浪潮的一次致敬。在一间墙壁漆成绿色的公寓内，一对男女渡过了分别前的最后一夜，他们用诗、照片、情歌、性爱、交织着甜言蜜语和悔恨绝望的对话填满了封闭的空间。具有断裂感的人物特写和剧烈起伏的人物情绪拼贴在一起，形成了这位“香港戈达尔”最独特的个人影像标志。这就是谭家明的悖论魅力所在：他的诗意形式风格曾经是王家卫灵感的源头，他剧作的内容是香港一代潮流青年的个性写照，但他的内核却是如此曲高和寡以至于最终无人能真正理解他的表达。

看过了林岭东的遗作《迷路》，我们也终于可以体会到大陆电影和香港电影的一点差别。无论是《我和我的祖国》还是《我和我的家乡》，几乎每一个故事都通过人物围绕着主题做的一件事来凸显他们和地域的依存关系，它几乎可以等同于“奉献即爱”的内在情感表述模式。但当《七人乐队》的导演们通过电影表达对于一座城市的喜爱时，更多的是沉浸在过去的时光里回忆。影片中并没有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建设香港”的片段，但仅仅是生活在这里几十年的时光，就足以让人物对它产生难以割舍的情感，特别是在人物即将离开这座城市时（《别夜》《回归》《迷路》），它显得尤为伤感浓重。哪怕是《迷路》中，返回城市的主角在偶然的车祸中去世，也无法剥夺它对这座城市和它的历史沉迷般的喜爱。

只有在影片的结尾，徐克戏谑的《深度对话》摆脱了这样一种对于这座城市无法诠释因由的沉醉迷恋状态。在无法设定年代的将来时中，人物们似乎在努力辨清自己的身份，却又不断沉入到病人与医生的错位转换之中。幻想成为他者，却又忍不住对这样的心理进行一次次诊断的状态，也正是香港这座城市无法规避的文化心理症候。在此，《深度对话》似乎善意地嘲笑了前六段在情感上的过分沉迷，但同时自己却也陷入了无法判定身份的困惑之中。而以如是喜剧性的荒诞来结束对一座城市的情感表达，体现的正是香港电影独有的举重若轻娱乐一切的独一无二个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