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7-05

乡愁:通往信仰、或不可能之物的道路

摘要：
俄国电影大师塔尔柯夫斯基坚韧孤绝的艺术创作之路可以被归结为一条通往信仰、或不可能之物的道路：“信仰”，是指人类价值世界的根本基础或原点问题；而“不可能之物”则说明这种根源性的价值不可能存在于一切功利和理性思维的范围之内。“信仰”问题是贯穿于塔尔柯夫斯基整个艺术创作中的核心问题，而其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于：在这个既有价值体系趋于崩解的无根基时代，人类终极精神家园的维系不能不仰赖于每一个体之信仰和爱的能力的恢复或重建。

引言
在对塔尔柯夫斯基（A.A.Tarkovsky,1932-1986）的电影美学思想、作品中的基本意象、文化渊源及其电影语言的运用作过粗略的分析之后，本文将试图面对这项研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即这种如此彻底的远离所谓的“时尚娱乐消费”品位并因此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注定是极其“小众”的艺术创作的意义究竟何在？笔者认为，“寻求信仰的历程”，或者说寻求构成人类生命的终极动力和意义的源泉，这是贯穿塔尔柯夫斯基整个创作的中心题旨。这种寻求在现时代人类生存状况下具有极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塔尔柯夫斯基的艺术所体现的最根本的意义，也就是信仰的意义。
1.人类生存的二重性与现时代的根本矛盾
人的生存，就其根本而言，具有一种不可摆脱的二重性或两极性。A·赫舍尔(Abraham J Heschel)曾深刻地指出，人实际上生存在“要求做人与追求成为动物两者之间”，或者说，“人处在上帝和野兽之间的某一点上……我们的生存活动在兽性与神性之间摇摆，在高于人性与次于人性的事物之间摇摆……在自私自利的引力与神圣事物（即上帝在肉体的蒙昧中所看到的景象）的惯性共同作用下摇摆。”[1]这是一个处于深刻矛盾中的两难处境。
事实上，人类历史似乎就是在这种不断分裂而又自相矛盾的逻辑中前进着，而并存于人身上的这两种基本力量——这里姑且极其粗略地指称为“物欲”和“精神”——则多少象是两个独立的生命实体，各自地拼命扩张和发展着自己。其中，物的一翼因其直接、外在地与自然经验世界的紧密联系而获得其汹涌的强力，但其永不能克服的偶在性、相对性、有限性却使人最终不能不徘徊于虚无的深渊边缘而深感痛苦焦灼。这正是近几个世纪中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真实境况。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是以西方为主导的追寻现代性进程的历史。在高举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旗帜、坚信人性至高无上、人的力量和潜能永无止境的启蒙意识和人本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西方精神一意追寻外部世界，沉浸在蓄意的制造的贯彻意图之中，把所有事物转变为征服、利用与消费的对象。然而，对外部世界的占有利用程度越深，人与世界和自身的离异和对立也就越深。于是，在人的“自然”欲望得到空前实现和满足的同时，人也空前地发现自己被异化为非人。于是，正如阿多诺等人所指出的，原本以自由、进步、解放为鹄的的启蒙精神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却恰恰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参[2] 物的力量的空前膨胀同时带来的是人的精神空虚和道德退化，是人不再能理解自己的需要和本性，不再对人生可能实现任何更高的意义和价值抱有信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功利化、工具化、商品化，真正的沟通日益变得不可能，而人与世界乃至与其自身的关系陷入到一种不可理解的疏离、分裂和对立的状态之中。
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狄尔泰就已敏锐地指出了我们这个无根基时代所面临的最基本状况：“如今我们得问，对个体或人类来说，行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渗透我们时代的深刻矛盾出现了。我们对于事物的本原，对我们生存的价值，我们行为的终极价值茫然无知，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在这方面甚至不如一个希腊人……。今天，我们被科学的突飞猛进所淹没，我们甚至已无力回答这些问题，这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严重。……科学思想趾高气昂，至高无上，而人的精神在领会自身、领会普遍的意义方面却无能为力，这两者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由此产生出当今时代精神及其哲学上的最终的主要特征。”[3]这种深刻的矛盾在今天甚至显得更加尖锐和紧迫。塔尔柯夫斯基说：“我觉得今日的个人似乎是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着一个抉择，到底是去追求做为一个盲目的消费者，受制于新科技毫不留情的发展，以及物质货品永无止境的扩充增产；抑或找寻一条通往心灵责任的出路，一条最终可能意味着不止是个人得到救赎，更是整个社会得以获救的大道；换句话说，就是朝向上帝。他必须自己解决此一难题……”[4]换言之，面对无可逃避的现实，每一个生存于其中的个体都不得不就此做出自己的选择。
2.塔尔柯夫斯基的精神道路
笼罩着我们时代的这种深刻危机正是引起塔尔柯夫斯基极大关注和深深忧虑的问题。他说：“我觉得，人变得不再对自己抱有信念。不是指‘人类’，而是指每一个个体的人。当我想象一个现代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在合唱队里滥竽充数的队员，只是和着拍子张嘴闭嘴，却并不发出声音。反正其他的人在唱！他只是做出唱的样子，因为他确信，有别人唱就够了。这就是说，他已经不相信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意义了！现代的人不指望、不相信他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左右他置身其中的社会。” [5]
然而，正是在人类生存的本质和意义受到严重质疑的今天，塔尔柯夫斯基的主人公们却始终顽强地寻求着人类不可毁灭的无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最终源泉，寻求着构成人的价值生活的主要根基的东西。在塔尔柯夫斯基的整个艰辛而漫长的艺术探索中，在他的以“纪录下来的时间”为核心的电影诗学中，如前文所指出的一样，一个最主要的基本特征就是对于处在不断运动、形成和发展中的东西，换言之，也就是对于充满无限活力和潜能的生命本身（它们永远是具体的、独特的、不可重复的）的极大关注。塔尔柯夫斯基的主人公们始终在寻找的实际上是人类生命的那种根本的、内在的动力和本原——但不仅仅是生物性的生命力，更是精神性和价值性层面上的生命力，因为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其生物属性而是其价值属性。而最终他们发现（正如我们在《乡愁》和《牺牲》中所看到的），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只能是对与超验的绝对价值相联的人性本身的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是对人自身（个体的人和整体的人类）、对人的美好本性和无限生命力的一种信念，它相信人类本质上是秉有善性、良知和爱的生物；它相信人通过自身的选择和努力能够过一种有价值的属人的生活；它相信人具有赞美更高存在的能力，相信人会用高于自身的东西来度量自身，换言之，就是用神性来度量自身，从而在精神上不断地充实、提高和发展自己，趋于一种有价值的生命完成，而这就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由于这种信念所必然具有的神性趋向，它可以更恰当地被称为一种“信仰”，一种对生命、对人性，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终极可能性的信仰。惟有这种信仰才能成为人类价值坐标系的一个根本的原点。
在《安德烈·鲁勃廖夫》中，谦卑的修士画家鲁勃廖夫以不设防的、童真的眼光来观看世界，世界却以赤裸裸的、仿佛永无尽时的邪恶、苦难和绝望回报于他，然而在历经过痛苦的幻灭后，到头来他还是回归到同一真理：对人之善性、良知和无私的爱的坚定信心。这全然不是廉价的、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从最残酷的血泪和灰烬中重生的对人类美好本性的不可磨灭的信念。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念，他才能够最终创造出仿佛与现实世界截然异色的充满和谐和光明的崇高艺术作品，从而战胜了生存现实中的那种狰狞的、令人绝望的真实，而留给人们以另一种更高的真实：人类永不磨灭的理想、希望、光明和信心的真实。
那么，为什么鲁勃廖夫能够最终重新获得自己的信仰？到底是凭着什么样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以致于他竟能挣脱那个看似无比强大的严酷现实，表达出足以与之对立抗衡的和谐理想呢？实际上，只能有一种原因，一种力量，那就是他对人的爱。作为一种与满足一己私欲的需要正相对立的、自愿为他者奉献和牺牲自己并为此感到幸福的人类情感，爱的意愿和行为在最大程度上否定了个体的封闭性和孤立性，并因此而成为使人与他人，与万物，与高于自身的精神价值结合起来的终极动力。正是因为爱这样一种终极的推动力，鲁勃廖夫才能找到信仰的意志和能力。事实上，信仰和爱二者互为根据，彼此支撑，就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超越于所有物质主义和理性逻辑的法则之上，但却是人类一切希望和光明的真正源泉。
这就是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塔尔柯夫斯基的毕生求索所昭示的最终真理：信仰、或者说爱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最本己的绝对需要，它们构成了一切人类可能建立的生命意义或精神价值的真正的、终极性的根基。但是，在今天，这个基础正在受到破坏或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人正在失去信仰和爱的能力，失去赞美的能力，也就是失去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支柱和根基。这也就是为什么塔尔柯夫斯基要说“我们唯一真正能够把握的东西就是信仰”并且“信仰是唯一可以使人得到拯救的方法”的原因。[5]
3.通往信仰之途——以《乡愁》为例
下面，笔者将以塔尔柯夫斯基后期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乡愁》（Nostalghia）为例，尝试追寻作者这一至关重要的心路历程。
影片叙述了一位俄罗斯诗人在意大利的旅行。他来这里搜集一位18世纪俄国音乐家的遗迹。迷人的国度，旖旎的风光、无数的名胜古迹——可是这些都没有触动诗人的心，包括美丽的金发女翻译的倾慕。在梦中，诗人常回到俄罗斯：雾霭弥漫的忧郁村庄，故乡和意大利在梦里似乎交织在一起，幻化为两个女人——妻子玛丽亚和女翻译尤金妮亚的形象。诗人漫游整个意大利，最后找到的只是在托斯卡纳小镇上一个被目为疯子的怪人多米尼克，传说他因为害怕世界末日曾将家人关在房中七年。疯子执迷于一个神秘的仪式：持燃烧的蜡烛从圣凯瑟琳水池（镇中一个古老的罗马式大浴池）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称这就是拯救世界的途径。疯子将此使命交托给诗人，自己则前往罗马参与“大行动”（一个抗议性的政治集会）：在卡比托利丘的马可·奥勒留像前发表演说，然后自焚而死。与此同时，对疯子的行为一无所知的诗人决定实践诺言。水池已经干涸，诗人手持蜡烛踽踽而行，未及半途，风吹灭了蜡烛；再次重来，眼看就要成功，蜡烛又灭了；第三次，诗人一路紧张地小心呵护着烛光，终于抵达目的地。此时，诗人却因心脏病发作倒在了池边……
在静止的黑白画面上，在一小片平静的水池——实际上是一小片水洼旁边，坐着诗人和一只静静的黑狗，身后是一所掩映在树丛中的、朴质的俄罗斯乡村小木屋。镜头缓缓后拉——奇迹般地，背景上现出围绕着这片景致的意大利式教堂巍峨的石墙和拱柱，衬托在明亮的天空下；缓缓飘落的白雪漫天飞舞，画面外则传来轻声吟唱的俄罗斯民歌……影片就此结束。
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甚至根本连故事也算不上。在这里，现实和幻象之间没有分界（这也是塔尔柯夫斯基电影的一贯特点），——尤其在影片的核心部分整个就是由半现实、半梦呓交织而成的。“乡愁”一词在俄语中与“绝症”同义。这种“绝症”就是“一个人处于一种与世界、与自己深切疏离的境况，无法在现实和他所渴望的和谐中找到平衡，由于远走他乡以及世人对于完整存在的思慕，使他陷入一种乡愁的状态中。”[4]而在另一个地方，塔尔柯夫斯基曾这样说： “片名《乡愁》的意思是对非常遥远的东西，对两个无法融合的世界的忧思，也是对我们的故乡家园和我们的精神归属的一种忧思。……我想说的是人无法生活在分裂的世界里。”[5]什么是这种分裂的、无法融合的东西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失去人类的共同感，以及对世界和自身的诚挚信念，而这也许就是真正致命的“绝症”。正因如此，在《乡愁》中，悲世和赎救的动机开始分外地突出出来，而其具体体现就是“疯子”多米尼克这个人物。这个疯疯癫癫、痴迷于神秘幻想的狂人从另一方面看又像孩童般的好奇和敏感，而且，最重要的，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童稚的信赖和直觉的信念。诗人精神脆弱，而且经历着深刻的生活危机；而“疯子”却很单纯、直截了当，坚定地相信自己醒悟了的潜意识可以找到解决整个社会病态的出路，因此他最后的举动完全没有痴迷疯狂的色彩，而是十分平静地相信这就是解脱。而正是在“疯子”的启示鼓舞下，诗人终于摆脱了一味忧虑抑郁的自省状态，毅然把自己的信念付诸行动，或者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在这最后的行动中他获得了最宝贵的信念——即便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然而，他们的不可思议的行动果真拯救了世界吗？当然没有。那么，这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终归不过是愚蠢的自欺欺人而已——理智健全的“正常人”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最终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们生活的世界赋予意义呢？还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东西？疯子和诗人的行为有可能让我们重新感觉到一种似乎久已在我们身体中死去的东西，那就是每一个人与人类、与整个世界的血肉关联，它使我们有可能意识到一件事：与爱同在的信仰就是希望，而且是唯一的希望。
结语
在本文的最后，我将以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1916年6月11日笔记中关于上帝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在这里，“上帝”一词，如同在塔尔柯夫斯基那里一样，也就是人类信仰的绝对价值的一个代名词：
“我知道，这个世界存在着。
我在世界之中，正如我的眼睛在它的视域之中。
问题在于，有某种我们称为世界的意义的东西在这世界上。
这意义不在世界之中，而在它之外。
生活即世界。
……
生活的意义，亦即世界的意义，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作为一位父的上帝之符号与此意义相联。
……
相信上帝即意味着看到，对世界的事实还不能漠然置之，相信上帝即意味着，生活有意义。”[6]
参考文献:
[1] 刘小枫编. 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C].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1.153-154.
[2]（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著, 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3] 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153.
[4]（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陈丽贵、李泳泉译.雕刻时光[M].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296-297、279.
[5] 李宝强编译.七部半——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世界[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209、243、202.
[6]（瑞士）汉斯·昆作，刘小枫译.维特根斯坦与上帝问题[A]. 刘小枫主编.基督教文化评论·第2辑[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82-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