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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叉的道路，摆在两个人面前，一个是集中营里的囚犯“雷扎”，一个是纳粹的上尉科赫；一条路通向机场，乘上飞机就可以去往伊斯坦布尔，就可以转道德黑兰开一家自己朝思暮想的德国餐馆，一条路通向未知，尽管战争中德军已经节节败退，“雷扎”可能会遇见盟军——两个人是囚犯和军官，两条道路通向已知和未知，但是当两条路两种命运在这个关键时刻铺陈开来，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关于生命的另一种走向：“雷扎”果真遇见了盟军，他终于从战争的恐惧中走出，走向了一种已知的生活；而科赫在机场讲出了所谓的“波斯语”，但是懂波斯语的人却一句也不懂，他的波斯语，他的德黑兰计划，连同他造假的“马塞尔·加朗”这个比利时人的身份，一同变成了虚无，最终走向了失败者的命运。

这是最后的结局，当科赫高喊着“我说的波斯语”而被逮捕，另一边的“雷扎”却将死在集中营里的囚犯名字一个个回忆出来，他们是2840个名字，却是2840条生命，他们是2840条生命，却成为他传授给科赫“波斯语课”的2840个词汇——生命早就在纳粹的屠杀中消失，但是“雷扎”却用词语命名的方式保留了他们的名字，这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控诉。但是当科赫因为“波斯语”而被逮捕，这一堂发生在集中营里的“波斯语课”真的就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决定两个人最终命运的归宿？走在铁轨上，“雷扎”听到的是盟军问他的那句话：“集中营中大概有多少囚犯被关押在哪里？”时时萦绕着的问题，最终变成了“雷扎”凭记忆说出的2840个名字，但是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他，为什么独自走在铁轨上？为什么依然看到迷雾？他最后抬头望天，似乎在寻找着上帝的影子，作为犹太人，他在被关进集中营中骗取了那本波斯语的书，他在科赫面前撒谎说自己是波斯人，以及最后分叉的道路上根本没有想到告诉科赫真相，是不是也意味着一种亵渎？就像他最后离开集中营走向森林深处的时候，望见了那座竖立着耶稣十字架像的废弃教堂，在一刹那他是不是感受到了内心渎神的罪恶感？

当他从犹太人变成“波斯人”，当他冒用书的主人而将自己命名为“雷扎”，当他学了波斯语“爸爸”获得了幸存的机会，他无疑就是在撒谎，就是在谎言中找到了被拯救的生命，而这个被命名的谎言和科赫最后在机场被识破不是护照上的“马塞尔·加朗”一样，其实是走向相同的命运：他们都成为没有名字的人，他们都活在谎言中，他们保存了生命或者剥夺了生命，也都是因为命名——当命名决定了命运，当生命只是一个词语，是不是表现了一种战争的残酷性和苟活的欲望？是不是战争必然摧毁了人的宗教性和道德感？是不是人活着最后只能是一个取消了意义和人道主义的能指？波斯语中的“能指”到底是什么？它和所指是不是走向了一种分裂？

“雷扎”是一个犹太人，他在被押送开往集中营的车上，用一块面包换取了另一个囚犯的波斯语的书，从书上签名的“雷扎”为自己命名，书是囚犯偷来的，从一开始宗教的这种罪恶就出现了，“不可偷盗”这是戒律，但是囚犯拿到了“雷扎”的书，还换取了面包，而当犹太男人换取了这本书，他不是偷盗却是撒谎。囚犯被押到树林中，在第二批囚犯即将被处决时，“雷扎”喊出了一句话：“我是波斯人。”而集中营的上尉科赫正好在寻找波斯人，于是这一句话对于雷扎来说仅仅是理论上活命的稻草，最终却让他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他被带到了集中营，被安排在厨房里，成为科赫的波斯语“老师”。

“雷扎”无疑是机会主义者，但是相对于在他眼前一批批倒下的囚犯来说，他的这种机会主义让他活命，但是机会主义也是一种冒险主义，因为科赫虽然对他半信半疑，但是也威胁他：“我最痛恨的是小偷和骗子。”一旦科赫知道他是冒牌为波斯人的犹太人，最后的结局还是死，但是未知的死总比已知的死留有更多的可能。所以对于雷扎来说，接下来的任务便是要装作是一个波斯人，要“说”波斯语，而这对于雷扎来说几乎不可能的，除了车上的囚犯教他波斯语的“爸爸”是“鲍鲍”之外，他一无所知。语言中的所指被抽空了，对于雷扎来说就只剩下了所指，所以他开始命名，从厨房的刀子、叉子、碟子，到其他各种器具，雷扎都开始了自我命名，这是属于他自己的命名系统，随机地，甚至随意地命名，无意将他推向了不安的境地，因为他自己首先要把每一个词语所指向的物品对应起来，只有在反复确认、反复记忆中才能避免出现差错。

用自己的命名方式说出词语命名物品，这是“雷扎”命名术的第一步，他的“波斯语”作为符号的能指，对应的是物品，所以这是一种为了生存而不掺杂情感的命名，是一种物意义上的命名。如此小心翼翼，如此战战兢兢，竟也使得科赫没有发现破绽，但是在科赫进一步学习中，这种机会主义式的命名却必须转向，科赫给了雷扎四十个德文单词，让他翻译成波斯语，然后交给他相关的说法。雷扎面对这些德语，陷入到一种恐惧中，因为这一次是四十个单词，明天就是另外四十个单词，长此以往这种随机性的命名就无法靠记忆来完成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对应。但是在那份囚犯名单的花名册上，雷扎忽然闪现出一丝灵感，他们的名字是不是可以成为被命名的波斯语？一方面他将名单里的名字变成了波斯语词语，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给这些囚犯发放食物叫他们名字时，在词语和名字之间获得了对应，这种命名方式比对事物的随机命名更可靠，因为每一个词语都指向有生命的存在——一旦这些囚犯被枪决而死去，那些名字也成为对他们永久的纪念。

雷扎的命名其实依然充满了风险，即使在五个月的时间里他“教给”了科赫600多个单词，一旦有人懂得波斯语，他的所有努力依然会化为零，他的生命依然会最终失去，即使没有人懂得波斯语，科赫只要对他有怀疑，考一下他就会露出破绽——在纳粹军官的野餐上，科赫问雷扎“树”该怎么说，雷扎却说出了此前教给科赫“面包”同样的词，在波斯语中怎么可能树和面包是同一个词？雷扎的说法自然无法让科赫相信，科赫骂他是犹太猪，并且罚他去采石场做苦力。但是这仅仅是意外，而且也不是科赫自己真的怀疑，所以在采石场做苦工之后，科赫还是让他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因为于他而言，他真的需要这样一个波斯语老师。

实际上，科赫对雷扎没有过任何怀疑，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有懂波斯语的囚犯来验证雷扎的身份，二是科赫的确被雷扎的波斯语所吸引，他认为这是最优美的寓语言，而且用所学的波斯语创作了一首诗歌。在雷扎和科赫之间建立了波斯语的结构体系，一方面是符号意义的能指，另一方面则是意义的所指，当那些词语全部用人名来命名，实际上融合了一种生命，而科赫学习波斯语也慢慢变成了一种和生命有关的语言。科赫虽然是集中营里的上尉，但是他告诉雷扎的是，自己是偶尔加入纳粹的——只是在街头的时候被人拉去加入了纳粹党，之后又鬼使神差成为了军官，正因为此，他的兄弟离他而去，开始在德黑兰生活，所以科赫想要去德黑兰开餐馆的想法，其实是为了弥补亲情的损失——这是一种超越了战争的情感，而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却在阻碍着这种人性的表达，上校在得知科赫的兄弟在德黑兰的时候，质问他的是：“为什么他要移民那里？”在他看来，这是不爱国的罪名。

正是因为这种战争之外存在的人性，使得科赫在对雷扎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怀疑，也没有暴露出纳粹的残暴本性，他甚至处处保护他——一个负责厨房工作的军官，一个没有开枪杀过人的纳粹，一个向往自由的德国人，一个爱写诗希望和家人团结的男人，无疑是集中营的“异端”，而和这个“异端”不同，集中营里的德国军人却是杀戮的刽子手，一开始就在密林中枪决那些囚犯，而在集中营里，中士马克斯手中握有生杀大权，他想证明“雷扎”不是波斯人，或者仅仅为了立功，为了几罐牛肉，而当他抓获的俘虏中真的有一个波斯人之后，便拉起雷扎想要揭穿谎言，但是那个波斯囚犯却无故割破了喉咙，立功没有了机会，马克斯大吼：“是谁干的？”他以为是“雷扎”杀死了他，但是当后来进来的马尔科承认是自己干的，马克斯不由分说就在牢房里把马尔科杀死，连续的枪击声让“雷扎”全身颤抖，经历过太多的生与死，在每一次血腥的死亡面前依然是难以逃离的恐怖。

正因为“雷扎”随时面临恐怖，所以他身上更具有生命意识，当他运送东西返回集中营的时候，看到地上散落着一些东西，他捡起一个布娃娃，上面写着“AVIVA”的字样，这应该是它主人的名字，于是“雷扎”以这个名字命名了最重要的一个波斯词语：生命。生命是属于自己用谎言换来苟活的机会，生命是那些被枪决的囚犯留下的名字，生命是每一个“波斯词语”背后的血泪，生命也是共同对暴力的抵抗——“雷扎”把科赫奖给他的那罐牛肉给了马尔科，马尔科把它又给哑巴弟弟雅各布吃，马尔科对“雷扎”表示感谢，也正是这种对生命的挽救，当马克斯想要另一个波斯囚犯揭穿雷扎的谎言时，马尔科能够挺身而出，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雷扎”的存活。

每一个自造的波斯语都是生命，每一条生命都是被命名的波斯语，这就是词语即生命的命名方式，在用生命书写的波斯语课上，违反了十诫不可偷盗依然是为了活着，背弃了圣经开始撒谎也是为了活着，用20个肉罐头的赌注换我性命是杀戮游戏，用2840个囚犯的名字得以幸存则是人道主义——所以在强烈凸显生命意识的牢狱里，在千方百计保全生命的战争中，生命是超越一切的存在，纳粹军官科赫也好，犹太囚犯雷扎也罢，他们在残酷的时代里，只拥有唯一一次的生命，在分开的道路上，他们也只有唯一的结局：活着，或者死去——就像词语被创造，也可能被消灭。